七

從來禪讓之局，考其本質，應分禪與被禪而二之。魏受漢禪，曹丕下禪壇而為之辭曰：“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”，其所以不曰堯、舜而曰舜、禹者，意指被禪之成就，而不指禪前之醞釀，章章明甚。如以禪之步驟言，漢獻自不得比於堯、舜之聖，曹操久於相位，亦自非孱獻有意獎成權相，使得久與民習之所為。但就被禪一方而論，則操、丕勢專而民愛，固無一事不同舜、禹，而丕之言鑿鑿可據。論者不能為此分析，往往以禪者一面之失政，誤解被禪一面之效實，因而訾議百出，使子厚推類察跡、合乎史實之正論，不得與謬稱正統、伐叛討逆者流，隱隱殊其途而同所歸，誠吾國史學中一大歧途，至今無人駁正為可惜也。近閱袁爽秋日記，有如下一大段議論：[73]

漢光武慍數世之失權，忿疆臣之竊命，政不任下，雖置三公，事歸臺閣。明太祖自胡惟庸敗露後，不置左、右相，政歸六部，亦此意。參閱古今事變，東漢、前明之制，固為得也。仲長統參丞相曹操軍事，卒於建安末年，著《昌言》三十四篇，其《法誡》篇以置相專任為得，輕任三公為失，反覆言之，何其謬耶？其微指，將毋以委身當塗，為之騰說，使孱獻假以盜竊神器之枋，非由衷之言也？建安訖命，操死丕篡，《昌言》之效著矣，此一事，尙論千載，無人發其奸言，殆為統所愚也。

仲長公理[74]所著《法誡》，乃泛應曲當之政理也，彼歿於建安之末，無從料到曹公成何事業。然若以言被採用，曹獲久為漢相，因以造成移轉神器之資，則歷史之進程自動為之，子厚所了解於舜、禹之事，適與此合，何為誰某奸言所愚之與有？

漢光、明太，不久任相，固是心憂篡竊，杜漸防微之道，然以漢、明全盛之局，即任相至專且久，亦自無人妄作非分之想。反之，丕受禪之日，已見三馬同槽，無從揮斥，斯時縱百仲長統在朝，頂禮《法誡》，亦無所於用。凡此種種，皆禪者一方之不同事迹，律之受禪者一方，條件不具，增造無從，條件已具，抹煞不得，論者輒以己意恣為高下，抑何不畏歷史笑人已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