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七發》與《晉問》

七，騷之餘也，自枚乘繼屈原、宋玉、景差[200]、賈誼之徒爲之，而獨揚一幟，賡而和者百家，至千餘年不息。昭明太子輯《文選》，至揭與曹植、張協並列，而未加可否。洎夫最近，有友人爲言：“七體唯枚生之作爲有政治意義，其餘大抵唱《招隱》之词，適得屈、宋、景、枚之反，而索然寡味”，其識絶偉。[201]

吾嘗讀《呂氏春秋·本生》篇有言：“出則以車，入則以輦，務以自佚，命之曰招蹷之機；肥肉厚酒，務以相彊，命之曰爛腸之食；靡曼皓齒，鄭衛之音，務以自樂，命之曰伐性之斧。三患者，貴富之所致也，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，由重生故也。”此之三患，枚生引之而增爲四，又錯綜其詞，至易“招蹷”爲“蹷痿”，〔釗案：“招”一作“佁”，高誘云：佁，至也。〕[202]李善因訾其謬爲好奇。〔釗案：“蹷痿”字亦出《呂覽》，李善在下句“寒熱之媒”下作注即引之，多陰則蹷，多陽則痿。李氏善忘，出爾反爾，訾枚為謬，抑何可笑？〕雖然，《呂覽》本雜家言，其標《本生》一目，原不過依事類而賦，了無深意。獨至一入枚手，持與要言妙道相輔，致獲龍門聲價之譽，或且斷言此經一萬年仍是眞理，夫言之當否之爲差距，其大如此。

竊謂《七發》雖偉大，而意義偏於負面，短少正面；譬之於醫，祗備醫案，而未具療程；所謂要言妙道，亦止於空談，而並無實際。獨至吾國社會，始提出勞動二字爲最高準則，舉國一致而行之；至所謂要言妙道，復包括躍進、公社、兼政治掛帥在內，而揭櫫最後一款之極端重要性。此較枚生爲具體至於何度，可得一覽而知，吾於是不能不涉及柳子厚所爲《晉問》。

《晉問》，七體也，知言者每提與《七發》並論，其體實吾於本編上部詳哉言之，即不覼縷。好評除劉辰翁、晁無咎、張表臣[203]、〔釗案：表臣謂東坡《黃樓賦》，氣力同乎《晉問》。〕及王鏊外，尤不能不引明之謝遷。〔釗案：遷《評》上部未載。查遷與劉健、李東陽同時輔政，秉節貞亮，號稱賢相，以請誅劉瑾不許，拂衣歸里。〕遷之言曰：

《七發》文字儘奇，唯柳子厚《晉問》間用其體，而別立新機，庶幾青出於藍者。然學士家只看《七發》一篇，往往有受用，不必過求。

推遷之意，謂《晉問》比之《七發》為青出於藍，特學者不必深求，讀《七發》已夠受用，此與吾國重視枚作，爭取同志鼓足幹勁擇要熟讀之意，適相吻合。惟謂《晉問》高過《七發》，阻人深求，則鄙意不以爲然。蓋兩作之深淺，暫不必論，而親切將兩作之意，互為補充以期盡善，則委是學者實事求是之道。吾謂子厚標明尙儉與克讓，舉唐堯之遺風，即足以一諸天下，則內容遠較《七發》爲充實，與吾曩舉提倡勞動，如鳥雙翼，可得相輔而飛。又況子厚揭載：

安其常而得所欲，服其教而便於己，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，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，不苦兵刑，不疾賦力，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。

此一說法，表現高度民主思想，與馬克思共產主義不相違牾，視枚生“論天下之精微，理萬物之是非”何如？讀者可得心領神會，得所依歸。

或問修正主義何謂也？曰：諦言之，修正二字，自有確定界說，專家能言之。若從廣義放眼以觀，則自來歷史凌雜，弛張各異，主義何常之有？蓋不論古今中外，每易代之際，敵寇剗除略盡，朝局或長或短，可得暫即於理。一越此限，則樂安逸而病勞瘁，乃人類墮性之常，當宁往往由頹廢而趣於侈汰，不恤取前朝弊政惡習，一一蹈襲而行所無事。久之人窮財盡，民不聊生，而革命又起，於是一代復一代，相次展轉而下，政治乃成為“之”字或循環之局，此即有巧於修正者從中作祟，而不必居其名。如水濫觴不一，而同滙流入海，國家之必然釀成革命，無論遲早，亦不待蓍蔡而決，所謂復子明辟[204]之本質，止於如是。必也國家經過不斷革命，得如《七發》及《晉問》之進步文字，古爲今用，帶動踐履百業之士，由思想化爲力量。全國自上達下，勞動如律，克勤克儉，用足不淫，一切舉措制置，悉於焉發軔，國有夏后之鑒[205]，家存虞、芮[206]之象。“馬克思覽觀，列寧持籌而算之”[207]，毛澤東思想統攝而歸納焉，庶幾國家保持顏色，“萬不失一”，識者其謂之何？

吾偶讀蘇子瞻《驪山》絶句云：

功成雖欲善持盈，可歎前王恃太平，辛苦驪山山下土，阿房纔廢又華清。

吾意此對蘇聯修正主義，乃一古爲今用絶妙諷刺，故附錄於此，以昭炯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