蘇子瞻對策申柳義

子瞻於仁宗嘉祐六年，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，時年二十五歲。《制策》有問：五行何脩而得其性？四時何行而順其令？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，其合於經乎？於盛夏之時論囚報重，其考於古乎云云。子瞻直捷駁之曰：此陛下畏天恐懼而流入於迂儒之說，皆愚臣所學於師之所不取。旋即申引其義曰：

《呂氏》之時令，則柳宗元之論備矣，以爲有可行者，有不可行者，其可行者皆天事也，其不可行者人事也。若夫禜〔原注音永〕社伐鼓，本非有益於救災，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。《書》曰：乃季秋月朔，辰弗集於房，瞽奏鼓，嗇夫馳，庶人走。[185]由此言之，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，如左氏之說乎？盛夏報囚，先儒固已論之，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，〔原注：孔子相魯定公，會齊侯於夾谷，既會，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，優倡侏儒戲而前。孔子進曰：匹夫熒惑諸侯，罪當誅，請有司加法焉，須臾俱身首異處。〕固君子之所無疑也。

右乃子瞻申述柳義，至彰明較著矣。至末幅又曰：

夫天下者非君有也，天下使君主之耳。陛下念祖宗之重，思百姓之可畏，欲進一人，當用天下之所欲進，欲退一人，當用天下之所欲退。今者每進一人，則人相與誹曰：是出於某也，是某之所欲也；每退一人，則又相與誹曰：是出於某也，是某之所惡也。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，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。

自孟子創爲君輕之說[186]，數百年無繼聲者，至有唐，柳子厚作《貞符》，始大書特書：“唐受命不於天，於其民。”子厚至今二千餘年[187]，亦不聞何人引申其義，而獨子瞻在《制策》中慷慨而言：天下非君有，天下使君主之，正與子厚桴鼓相應。雖子瞻《答李端叔[188]書》曰：“少年時讀書作文，專爲應舉而已，妄論是非，攙說得失，此正制科人習氣，何足為損益”云云，然非平日讀書有得，獨見其大，斷無從出是言。所謂妄論攙說，乃子瞻飾詞以間執於友，似光輝而不得爲篤實之論。吾又嘗讀子瞻所爲《南安軍學記》稱：“古之爲學者四，其大則取士論政，其小則弦誦也，今亡矣，直誦而已。”其下即舉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謂：“古之取士論政必於學，有學而不論政，不取士，猶無學也。”其言洞見爲學本源，石破天驚，非惟與《制策》中“進退人必得國人同意”之旨趣相符，而且與今日吾國各校鬧革命，舉凡與聞國家大事，及干涉一切用人行政之主張，如出一轍，偉哉！子瞻持論之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爾爾。《軍學記》既爲鍾伯敬[189]、楊升菴等小儒《蘇文選集》所不錄，吾於是乎書。

吾嘗謂研討昔人文學，必讀全集，若根據選本，即選家爲名手，亦未必得其所欲得，如《南安軍學記》其一例也，以事關讀書門徑，附記於此。又《軍學記》寫於建中靖國元年，正子瞻去世之歲，此不僅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而且不顧是非毀譽而恣言之，可得窺見作者用心深處，無在不與外間出來事相映發，讀者視此文，應示別於《集》中其他作，而一目了然。

仲尼誅齊優事，離奇不可信[190]。蓋其時齊強而魯弱，景公既非闇主，又爲主盟，魯相何得擅斬齊優，而齊順受無忤？此左氏之妄誕，欲尊孔子而故神其說無疑。子瞻已斥左氏之徇時令，同時以誅齊優取證，是知其一不知其二，不免爲文之小疵，以事不關本旨，即不備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