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厚論辨大膽

嘗論自賈誼、馬遷以下，逮至中唐，論辨第一膽大者，應推子厚，以子厚敢於非聖，敢於反經而無所顧恤也。

或謂韓退之《石鼓歌》：“陋儒編詩不收入”一語為侮聖，然此或退之不自覺，抑竟不知而為之，子厚則不然。如《貞符》反對封禪，舉古來大電、大虹、玄鳥、巨跡、白狼、白魚、流火之烏妖淫嚚昏、詭譎濶誕之例，一掃而空之，何義門即謂玄鳥、巨跡，出於《雅》、《頌》[120]，子厚指訿，未免荒謬，而子厚決不顧。

獨子厚直詆周、孔認為過甚時，亦運用折旋之法，以資緩頰，如《桐葉封弟辯》：以“或曰：史佚成之”結尾，又《守道論》：“是固非聖人言，乃傳之者誤也”，俱別覓帶罪羊，為緩衝地，而用意仍自堅硬不拔。

《天爵論》曰：“使仲尼之志、之明，可得而奪，則庸夫矣，授之於庸夫，則仲尼矣”，此與“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者也”，或“民無得而踰焉”等語，適相背反。夫曰庸夫轉瞬即為仲尼，此乃從正面侮辱孔子，他人決不敢說。

庸夫為仲尼，與“人皆可以為堯舜”不同，蓋堯之後有舜，舜之前有堯，即是人皆可為之明證，至仲尼則否。自生民以來，仲尼祗一，不可能有二，如明明所擬為不可能，而曰授之即是，此是欺人，如謂授之即是，而準能做到，此是侮聖，二者必居其一。今子厚不畏侮聖，故言之斬截如是，至子厚一生不作欺人之談，則人人皆知，不待言也，是之謂大膽。

蘇子瞻奏劾王介甫變法[121]，提出天命不足畏、人言不足惜、祖宗不足法三大罪案，然此子瞻空言恫喝而已，介甫並不敢自承。顧罪案雖祗空言，子瞻卻避去“聖人不足法”，或“聖人之言不足畏”一款而不提，介甫之更不敢自承，從可推知，若夫子厚，則毅然宣於眾曰：“聖人之道，不益於世用。”

湯、武革命，號應乎天而順乎人，由子厚看來，此並不足以號革命。《封建論》曰：“殷、周聖王也，而不革其制”，是何也？“夫殷、周之不革者，是不得已也”，由是推之，吾人在“革命”二字上，可得一嶄新界說。蓋凡天下不能排除不得已，即夠不上說革命，設吾人欲在一國而實行革命，必須儘所有不得已之障礙，或明或暗，或大或小，或近或遠，一切摧陷而廓清之，始足以言革命化。夫革命化者，柳志也，在子厚所用之字典上，定翻不着“不得已”之一術語，何以故？以此術語適與革命化兩不相容故。惟其然也，此推之四海而皆準，俟諸百世而不惑，由唐以來，一千餘年，至今日而益信。

邵博太息蘇子瞻《志林》百篇，未克竣事，而稱許其一生持論，以論定武王非聖人[122]為最偉，以見自嵇康以來，薄湯、武蓋為人所不敢嘗試之訿議也，此在子厚，不問而知其了無所謂。顧品藻人物，毀人之共賢者是一面，譽人之不賢者又是一面，子厚所為《舜禹之事》一文，以曹魏繫之人民，使與漢之自絶於民，成一對比，此議亦發前人之所不敢發。晏殊謂文非子厚作，亦震而為之辭耳，固非有韋籌博士之論證存焉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