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

吾國宦寺史上，有二大事遙遙相望，一晉文公問國計於寺人㪍鞮，一中唐不用王叔文是。之二事者，一積極，一消極，而皆印合於楚屈蕩：“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終”[45]之遠大論斷。吾曾草《唐末政治形勢》一文，又曾評述趙甌北記唐代宦官之禍[46]，俱用附於子厚《問守原議》之後，讀者其詳之。

王西莊《蛾術編·李義山》條：有一段所見甚遠，節錄如下：

《登霍山驛樓》詩，呼劉稹為狂孽，……明為宦官吐氣，義山之詩，稍覺自相矛盾。〔指《重有感》詩，以竇融比陶侃，鷹隼比劉從諫。稹，從諫從子，從諫沒，稹反迹未露，朝廷遽命討之。〕文宗受制家奴，困辱以崩，武宗雖似英略，然為仇士良所立，受制亦同。蓋自憲宗中興，能平藩鎭，而宦寺之權，轉從此起。此後禍本皆在中人，而其原則在不用王叔文故也。

查唐室從順宗永貞，算至哀宗天祐三年，恰是一百年，即公元八百零五至九百零六年，而唐亡。此一百年間，皇室廢立之權，完全操於宦者之手，毫無例外。倘叔文於永貞得志，先收北寺兵權，從而向外削減藩鎭，唐室末造之政治局面，將決不如今所了解之濁亂顛倒現象，而朱全忠之禍，或可於無形中豁免，李唐命運，多延幾年。無如叔文一敗，萬事瓦裂，李氏子孫，遂展轉玩弄於閹寺之手，宗社隨之銷亡。此西莊所謂其原在不用叔文之故，可云一語破的，茲請徵《舊唐書·宦官楊復恭傳》證之。《傳》末云：

是月，〔昭宗光化三年正月。〕全忠迎駕還長安，詔以崔胤為宰相，兼判六軍諸衛。胤奏曰：高祖、太宗時，無內官典軍旅，自天寶以後，宦官寖盛，貞元、元和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，令宦官主之。自是參掌樞密，內務百司，皆歸宦者。不翦其本根，終為國之蟊賊。內諸司使務，宦官主者，望一切罷之，諸道監軍使，並追赴闕廷。詔曰：其第五可範以下，並宜賜死，其在畿甸、同、華、河中，並盡底處置訖，諸道監軍使以下，及管內經過並居停內使，勅到，並仰隨處誅夷訖，聞奏。其左右神策軍，並令停廢。

陳寅恪於其《唐代政治史述論》，引右《傳》加案曰：“《舊傳》所載崔胤之奏及答詔，乃中古政治史劃時代之大文字。”夫大文字者何也？曰：結束三百年李唐天下之文字，云何不大？間嘗論之，崔胤者，志近王叔文，而跡則適相悖謬。蓋叔文乃心唐室，孤立無援，以一己性命，與唐室運命相搏，而胤則立於朱全忠之側，一切假全忠之力為之。夫國有大癰，始徐砭之，國可活，終驟決之，國立亡。所謂投鼠忌器，鼠滅而器亦相與俱壞，叔文與胤同治一事，而跡與效均大異者，職是之故。由是以知：叔文、柳子厚等計劃之成敗，與李唐存亡之關係，不啻復育之於蟬，濫觴之於海，輕其作始，而傷其將畢，直大愚不靈之目論而已。韓退之與子厚同官，並號與劉、柳偏善，而乃悍然左袒俱文珍，訾叔文為共工、驩兜，以沮塞矯枉救蔽之百年大計，何兩人度量之相越一至如此？

《左傳》楚屈蕩曰：“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終也。”其後范曄撰《後漢書》，於《宦者傳》踵其義，自鄧后以女主臨政，下令不出房闈之內，不得不委用刑人，寄之國命。旣而孫程立順，曹騰建桓，舉動回山海，呼吸變霜露。遷延以至袁紹龔行芟夷，以暴易亂，魏武因之，遂遷漢鼎。“所謂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終，信乎其然矣”云云，惟唐事亦非例外。昭宗光化詔書，陳寅恪所號為劃時代之大文字者，其詳可得複述一、二。如“先皇帝[47]嗣位之始，年在幼沖，羣豎相推，奄專大政。毒流海內，兵起山東，遷幸三川[48]，幾淪神器。田令孜[49]妒能忌功，遷搖近鎭，陳倉播越[50]，患難相仍。洎朕纂承，益相侮慢，幽辱朕躬，凌脅孺子，視將相若血仇，輕君上如木偶，未周星歲，竟致播遷[51]。及在岐陽，過於羈紲[52]，上憂宗社傾墜，下痛民庶流離，茫然孤居，無所控告。先朝及朕，五致播遷[53]，王畿之甿，減耗太半，父不能庇子，夫不能妻室，言念於茲，痛深骨髓，其誰之罪？爾輩之由”[54]等語，歷數宦者罪惡，可謂淋漓盡致。語其歸結，則詔書先已聲明：“全忠位兼二柄，深識朕心，駐兵近及於三年，獨斷方誅於元惡。”卒以肅清宦寺絶其本根之重責，付之極惡窮凶、坐待篡敚之權奸，旋乃禁闥朝清，宗社夕屋，人削癰而致命，賊應教而奪門。漢、唐告終，同趨一軌，屈蕩發微於先楚，西莊釋例於中清。由是以何始者，即以何終，以及唐不用王叔文，委為社稷傾覆之禍本，史迹昭彰，奕禩[55]不爽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