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
人言柳文之有《吏商》，比於《史記》有一小型《貨殖傳》，是已。顧孫月峰[94]云：柳言汙吏與廉吏之商，“是《貨殖傳》貪賈三、廉賈五餘論”，〔《傳》云：貪賈三之，廉賈五之。《漢書音義》曰：貪賈未當賣而賣，未可買而買，故得利少而十得三，廉賈貴而賣，賤而買，故十得五。〕此僅得《傳》之小節目而已，未與於史公之大經大法也。

然則史公之大經大法者何？曰：武帝好大喜功，窮兵黷武，而又惑於方士、佞臣之說，封禪祠祭，踵事繁興，國用常苦於不足，而大事剽剝，告緡榷算之外，並號召富人如卜式[95]等，以家財助縣官，四民疲敝，國幾不國。史公傷之，深鄙為天下國家者，躬行商賈之事，與民爭利，凡所列奸事、惡業、賤行、辱處種種，皆反言之，以昭炯戒，陋儒至言子長陷於刑僇，無財自贖，因發憤作《貨殖傳》以抒厥憤，鄙哉斯言，此豈足以知史公者？

惟子厚亦然，子厚親歷德宗好貨、憲宗好武兩階段，自楊炎施行兩稅以還，賦稅以整理而益見紊亂，加之賄賂公行，詐偽百出，國家財政，幾於岌岌不可終日。君子知清明之必不可得也，所謂謀道不謀富，又徒為高論而不益世用，於是不得不降而求其次。蓋理財策之上者，在無束縛馳驟之政，而下自不撓，次則政成矣而下不撓，又次則少撓，最下則徒撓乎下，而政仍不成，所謂亂人而自敗者是也。子厚求免乎此，因籲請為天下國家者，以利商之道行之，其旨不離夫孔子之急民者近是，此不期而與史公之傳貨殖，同一的彀，人以二者相比，自當於輕重緩急間求之，大經大法，其揆一也。

趙汸[96]曰：《貨殖傳》當與《平準書》參看，以《傳》僅言貨殖之一面，而《書》則聲敘武帝之黷政，並以秦皇功利之禍作證故也。吾謂子厚之《吏商》，當與《與元饒州論政理書》參看，以《吏商》僅就吏之廉汙，泛為比較，而《與元書》則明言賄賂行而賦稅亂，因為詳究政理之所以然也。明趙汸，字子常，休寧人，深於《春秋》之學。

清彭石原〔維新〕[97]，有《題柳子厚〈吏商〉篇》一文，在下集《別錄》，此不贅。獨商人重利，子厚以“吏商”標題，可見從古無眞廉吏，此可為今之頌言清官者當頭一棒。[98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