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
韓、柳之爭，以攘夷論為一重點，此子厚在《送僧浩初序》中，已明白點出。《送文暢序》，雖止言眞乘法印，與儒典並用，而須參看《送浩初序》，感覺到佛教、夷狄倂為一談之非正理。

吾友陳寅恪先生，熟於唐故，好述唐史，往往從夾縫中尋出路，株守孤證，附會史實，其聰明誤用處，每不恤鑄成大錯，如推尊韓退之尊王攘夷，以《佛骨表》為佐證，其一例也[58]。余並未得讀本論，僅從近人轉述中得其概略，遽爾評騭，實犯斷章取義之嫌，俟獲全稿，再圖改正。

尊王攘夷，一今文家之口頭禪也，當時王室陵夷，諸侯稱霸，尊王有其相當意義，後由王周一轉而為王魯[59]，已不能自圓其說。至攘夷則一無事實，多屬閉門造車之言，孔子至言夷狄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[60]。夫全國自成相斫之局，亡於暴秦，有何夷之可攘？此一名實不相符之口號，由漢及唐，內容更覺空虛無物，有亦不與本題有何連誼。須知封建旣變，全宇一尊，唐室縱有叛將，並不聞動搖帝制。夷雖有之，而攘夷存乎實力，不藉儒生空論，自造職志，況以佛作為夷狄看，尤與事例相左。蓋佛教之入中國，與耶教之有兵力盾乎其後，迥不相同，試觀佛自印度來，而中印三千年間無邊釁，可見佛自佛，夷自夷，二者不得倂為一談。今寅恪必將西漢今文家之破帽子，強套在退之頭上，除退之自身惶恐不勝外，而在旁人觀之，立覺寅恪無病呻吟，自蹈狂易，論史果何必枉費氣力如此？

吾見近人引寅恪一段議論如下：

今所欲論者，即唐代古文運動一事，實由安史之亂及藩鎭割據之局所引起。安、史為西胡雜種，藩鎭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漢人，故當時特出之文士，自覺或不自覺，其意識中無不具有遠則周之四夷交侵，近則晉之五胡亂華之印象，尊王攘夷所以為古文運動中心之思想也。在退之稍先之古文家，如蕭穎士、李華、獨孤及、梁肅等，與退之同輩之古文家如柳宗元、劉禹錫、元稹、白居易等，雖同有此潛意識[61]，然均不免認識未清晰，主張不澈底，是以不敢、亦不能因釋迦為夷狄之人，佛教為夷狄之法，抉其本根，力排痛斥，若退之之所言、所行也。退之之所以為唐代古文運動領袖者，其原因亦在於此。

吾嘗論今時所用術語，強施之前時某一時代，往往杈枒不合，如“運動”二字即是也。寅恪所謂唐代古文運動，殆是若茫若昧之事，脫離羣衆而謂之運動，固是不詞，姑置羣衆不講，亦須有東漢黨錮，明末東林近似規模，始得以運動名之，唐代之於古文，果何有者？夫自唐以來之所謂古文，即當時之今文也，以唐而言，即唐文也，有唐立國，至退之時，已近二百年，二百年之唐室，豈無文墨點染？全部《唐文粹》中，豈尋不着若干高文典册？寅恪至謂安史亂後，始引起古文運動，一若前二百年之唐室天下，竟不須有文章潤色之業，寧非奇談？即如寅恪說，讓退之掌握此一運動，為問退之如何實施？及效力如何？夫以退之抗顏為人師，前後疏附之人，應能表裏唱和，共赴一的，顧事實詔余，第一高第弟子張文昌[62]，即向退之屢生異議，且對退之之私生活，亦大有批評，與馬融絳帳後堂[63]，兩兩無迕情況有別，然則函丈[64]之地，尙有參差，遑論大廷廣衆？如此而以運動謚之，未免去事實太遠。且寅恪代退之號召之同輩古文家中，如柳與劉，如元與白，謂與退之具有同一攘夷之潛意識，事急造謠，強人畫諾，此願為左證而實右袒者，大有人在，無煩覼縷。查以辟教與攘夷連為一綫，在中國歷史中，惟庚子年反八國聯軍有之，誠不料寅恪思致之銳退一至於此。尋佛教之入中國，以接受者多高僧名士，譯筆精當，轉瞬間遂成為中國自有之哲學部門，認作夷狄之人所強加於我，諒六朝時代已無此類瘋漢，何況後二千年之今時？為問三藏遠遊五印度，經十餘年返國，齎還經論六百五十餘部，亦豈夷狄迫我為之者耶？光緖末造，嚴幾道譯《天演論》，吳摯父序之，謂如讀馬、班之書，不認是赫胥黎之著作，又況佛法根深蒂固，已彌年載者哉？子厚《送文暢上人序》曰：“昔之桑門上首，好與賢士大夫遊，晉、宋以來，有道林、道安、遠法師、休上人，其所與遊，則謝安石、王逸少、習鑿齒、謝靈運、鮑照之徒，皆一時之選，由是眞乘法印，與儒典並用。”劉夢得《送元暠南遊序》[65]曰：“予策名二十年，百慮而無一得，然後知世所謂道，無非畏途，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，由是在席硯者，多旁行四句之書，備將迎者，皆赤髭白足[66]之侶，深入智地，靜通還源，客塵觀盡，妙氣來宅，內視胸中，猶煎煉然。”由兩家之言觀之，若輩已合法印、儒典為一，不賴赤髭白足之侶，而能深入智地，易詞言之，若輩鑽研佛法，直同考求莊、墨、申、韓，而親切有加，如此而謂將與退之之潛謀攘夷，大攻浮屠，以白蓮教、紅燈照[67]等等之漫天霧幕，籠罩著一般中唐名士，豈非夢囈？何況退之《諫佛骨表》，本旨在開仕路，而不在辟佛，子厚謂退之罪彼在跡，實則退之跡亦不避，〔語見他條。〕夫如是，如之何能說到攘夷耶？〔釗案：劉文“皆赤髭白足之侶”句，“皆”下原贅“無”字，茲削去。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