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章實齋《〈韓柳年譜〉書後》有一段云：

嘗讀茅鹿門《與查近川[159]太常書》，痛柳子厚一斥不復，而怪韓退之由考功晉列卿，光顯於朝矣，竟不能為子厚稍出氣力。李穆堂謂茅氏不考韓、柳時世，退之光顯，乃在子厚旣卒之後。今按茅氏之書，乃是《詩》之比興，欲望查太常之援手，而借古事以為抑揚，義取斷章，固不必泥韓、柳之實事也。若就其事考之，則退之陽山之貶，在貞元十九年，子厚正由藍田尉授監察御史，韋、王用事，退之為其黨人所排，子厚固未嘗有顧惜也。後子厚坐黨人貶永州司馬，自永貞元年乙酉，至元和十年乙未凡十年，乙未例召至京，又出為柳州刺史，至十四年己亥又五年，而子厚死矣。退之於元和九年甲午，拜考功郎中知制誥，十一年丙申，拜中書舍人轉右庶子，明年丁酉，兼御史中丞，充彰義軍行軍司馬，旋拜刑部侍郎，從裴度討淮、蔡。是時子厚猶在柳州，吳武陵為營說於裴度，謂西原蠻未平，柳州與賊犬牙，宜用武人，又謂子厚無子。考吳武陵北還在元和十年，其營解於裴度，正當退之自右庶子辟為行軍司馬之時，何為不可稍出氣力？蓋韓、柳雖以文章互相推重，其出處固自不同，臭味亦非投契，觀二公文集，俱可考見，李氏不暇細考，而遽責茅氏之疏，殆非其質矣。

實齋平生所學，治史最長，嘗對家人自稱：“吾於史學蓋有天授，自信發凡起例，多為後世開山。”茲誠未免言過誇誕，而要之衡量史蹟，八、九極為準確。即如論韓、柳連誼，謂兩公“雖以文章互相推重，其出處固自不同，臭味亦非投契”，正似老吏斷獄，動中肯綮，與他人之遊移其詞，顧此失彼者迥不相侔。

實齋統覈韓、柳終始，大致不差，固已，至貞元十九年退之陽山之貶，韋、王用事，子厚不加顧惜云云，則仍蹈他家顧此失彼之蔽，而與當時政象不合。嘗試論之：貞元十九年，距德宗之崩尙餘兩載，以德宗向不信任中書，凡黜陟皆自專，退之事誰敢言？且退之以奏免徵稅忤李實，史稱實為上愛信，恃恩驕縱，薦引不次拜官，及誣譖斥逐，皆如期而效，士夫畏之側目，以此更無人敢為退之進言。王叔文在東宮，以謙謹事太子，其勸太子勿言宮市，適當其時。韋執誼雖逶迤南司，而年少居末座，上以便嬖狎之，何敢恣言黜陟大事？所謂韋、王用事，韋旣未嘗用事，何況於王？至子厚剛由藍田尉授監察御史裏行，夫裏行者行走耳，末秩新進，即抗顏而遮護同列，誰不笑之？實齋放言督責，顯不中於情實，此將以與退之後來光顯相較，不啻爝火之明。於此遽謂韓之後不援柳，職為前之柳不援韓之報，儗人不於其倫，殊堪噴飯。實齋固史學名家，言如鼎重，而一言以為不智乃爾，吾又何從為之左袒也哉？

嘗論二王、劉、柳計劃政治，當時預謀不為不久，觀於叔文在東宮，密陳將來某可任何職等等，才如退之，應不能不計算到。無如集團以祕密成之，勢不能公開招攬，稍有間隔，即形見外。時朝臣如李程、王涯等，與韓、柳、劉皆屬交好，卒之永貞初期，在金鑾殿議立太子，程、涯皆在列，退之《寄三學士》詩，程、涯亦赫然居其二，可見退之直與程、涯狼狽，同抗進為二王、劉、柳之敵，實齋謂韓、柳出處固自不同，事證確鑿，毫無可疑。又觀韓、柳後來論史官，論為師，論從僧遊種種，隨處皆同鑿枘，實齋謂臭味亦非投契，此又正如水到渠成之無可逃避。然此皆無損於二公之文章互相推重，實齋論事之中邊俱澈，正負相成，有如此者。退之後為子厚銘幽，稱子厚少年為人，不自貴重顧藉，言外之意，若謂己之學則為己，且自貴重顧藉，以致己與子厚相與，竟在若友若敵之間，凡此皆足與實齋之論相發明云。

綜而言之：實齋此論，證成退之據有可援子厚之官資，亦有從容進言、或自奏封事之時會，顧退之不為，而處之泰然。子厚至貶所，曾時露求援之意於密友或諸貴顯，獨對退之凛然若不屑，遇事侃侃持異議，如行其所無事然。此兩公相知之深，若而出處，若而臭味，皆注定其結穴應爾，各無所容心於其間，嘻！實齋知言，兩公有靈，其同頷焉而無迕也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