郝伯常《文說》

子厚《辯〈列子〉》云：“其文辭類《莊子》，而尤質厚，少為作”，為作，或顛倒用之曰“作為”。郝伯常有《文說》一篇，於“作為”二字大肆發揮，當有體會於子厚《辯〈列子〉》之說。茲錄其文如左：

或者嘗曰：彼作文不工，彼工於作文，愚竊聽而惑之，蓋文可順而不可作也。天地有眞實正大之理，變而順，有通明純粹不已之文，是其所以為之，非矯揉造鑿而然也，唯其變是以有文，唯其順是以不已，皆自然也。故陰陽得以文乎天，剛柔得以文乎地，仁義得以文乎人，羽毛鱗介、苞葉根荄，得以文乎物，清濁高下，得以文乎聲，升降舒綴，得以文乎節，麗縟華采，得以文乎色，禮樂射御書數，得以文乎藝，德刑殿最法律，得以文乎政，城聚都鄙廬井，得以文乎居，華蟲藻火、山龍黼黻[1]，得以文乎服。易其無有，利其興革，化而新之，至至終終，為神道之極致，亦得其本然之理而已，焉有作為之贅哉？大庭氏[2]而上，文有理而無名，大庭氏而下，文有名而無書，陶唐氏而下，文有書而無法，仲尼氏而下，文有法而無作。仲尼之門，游、夏以文學稱，未聞其執筆命題而作文也，物感於我，我應之以理而辭之耳，豈贅其辭之工拙哉？是以《六經》之文，經天地，貫萬世，與博厚高明並而不朽也。仲尼氏沒，本散而末分，源遠而流別，文晦於理而文於辭，作之者工於辭而悖於理。故莊、列以之文虛無，儀、秦以之文狙詐，申、韓以之文慘黷，屈、宋以之文怨懟，卒致呂政[3]焚書之厄，西漢古學、文學之分，其弊則極於江左宂矯之談，浮屠之法，《玉樹後庭》之曲，而苻秦、元魏、高齊而下，血漂禹迹，寄斯文於霆擊之餘，風燼之外，邈乎葬於九原也。厥後有唐，杜氏文乎詩，而《風》、《雅》復萌，韓氏文乎儒，而《六經》方爝，又屬以晚唐弊俗，五季繁運，而有宋氏興，歐、蘇、周、邵、程、張之徒，始文乎理而復乎本，猶不能比隆三五[4]，去殺勝殘，致頌聲、興禮樂者，百千祀之蔽，不可一日而擴也，幸其用力之勤，俾斯文不遂滅，而吾民不為狐蠱非類爾。由是而言，天地萬物之文，未之或變，而人文如是之窮，作之者不工歟？工矣，然而如是者何？《易》曰：“物相雜，故曰文，文不當，故吉凶生焉”[5]，文何嘗不當？作為者之過也，不作不為，萬理皆備，推而順之，文在其中矣。故文作於人而窮於人，人亦作於文而窮於文，嗚呼！文窮人邪？人窮文邪？

右文順理成章，見伯常高致，惟另有《文弊解》一首，謂“《六經》無虛文，三代無文人，孔氏之門，游、夏以文學稱，未聞其執筆命題而作文也”，[6]意在學者宜遵此塗徑而行，此離題太遠，大有生今反古，徒法不能以自行之病。又以“班、馬不免於刑，范曄、陸機、謝靈運不免於誅，陳叔寶、楊廣不免於覆宗社，而柳柳州不免於小人”，統歸咎於文辭之失，尤為荒謬不衷於實。伯常名經，其先潞州人，徙澤州之陵川，元初以理學鳴於時，銜世祖命使宋，為賈似道拘於眞州十六年，歸國未久而沒，年五十三[7]。

張宗泰《三跋〈陵川集〉》云：“柳州依附二王，其心可原，所以終不見絶於正士，而陵川《文弊解》，竟詆為小人，未免失之刻覈。”夫僅以“刻覈”[8]施之陵川，辭意特緩，為問以柳州與陳叔寶、楊廣相提並論，從來儗人不於其倫，有如此其甚者否？謚之曰繆，誠不為過。

宗泰號魯巖，河南偃師人，嘉慶丁卯舉人。偃師武虛谷億[9]，早以訓詁考證，為世推重，其子小谷[10]，與魯巖為同年，名亦相埒。小谷官江西知縣，魯巖以河南府學教授終，所著《所學集》，考訂精核，近天津嚴修[11]、長洲章鈺[12]為重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