補記袁滋
偶阅懷寧潘伯鷹[172]遗詩，得五古一首如下：
唐開雲南置驛刻石墨本爲稚鶴題〔有序〕
此刻在雲南昭通豆沙關，乃摩崖碑也。其文曰：大唐貞元十年九月廿日，雲南宣慰使內給事俱文珍、判官劉幽巖、小使吐突承璀、持節册南詔使御史中丞袁滋、副使成都少尹龐頎、判官監察御史崔佐時，同奉恩命，赴雲南册蒙異牟尋為南詔王。其時節度使尚書右僕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韋皋、左巡官監察御史馬益，統行營兵馬，開路置驛，故刻石紀之，袁滋題云云。案自鮮于仲通兵敗南詔，閣羅鳳遂臣於吐蕃，天寶十一年事也，至是爲貞元十年，異牟尋復歸唐，已閲四十二年矣。異牟尋之復歸，實賴崔佐時忠勇機警之才，其事具見於《舊唐書》[173]，余故以詩發之焉。
南天數寶刻，二爨名最彰，摩挲石如玉，點畫鸞鳳翔，厥美洵耀目，史蹟非所望。赫赫置驛文，傑然在窮鄉，貞元十年秋，使節出巨唐，皇華輝日月，同册雲南王。重鎭韋節度，大路開要荒，工書袁中丞，題驛字右行，鬱鬱署玉篆，骨秀神恢張。噫嗟蒙氏祖，服事固有常，小人楊鮮于，失馭隳邊疆，
年始復歸，崔君功莫當，奇略動不測，智勇眞昂藏。皋輩邀其成，唐帝逢其光，及茲持節册，椓奴競煒煌，勳名古如此，何用慨以慷？深沈翠墨痕，鐍之白籐箱，間關兵火餘，未化仙蟫糧。主人誠篤愛，所惜鬢早蒼，猶然衣帶折，無錢縫縹囊，兜鍪試比堅，孰若讀書牀？滋也官徒爾，惟此筆不亡。君其寶片紙，乘除穀與臧，從來千里足，不假千金裝。
輓近校勘家，每好以碑證史。查《舊書·滋傳》稱：貞元十九年，韋皋始通西南蠻夷，滋以本官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、持節充入南詔使，而此碑則明載事在貞元十年九月廿日，可見史筆作“十九年”，乃讀碑文涉下“九月”字而誤衍。
此行滋以來年使還，擢爲諫議大夫，可知使南詔雖無功，並亦無過。潘詩：“滋也官徒爾，惟此筆不亡”，亦著其使事平平，無甚可記。事竟爲子厚之筆略去，直至永貞爲相，始著其出使辱命，此自言劍南安撫大使事，與使南詔無關。
滋善篆書，子厚首揭此異，伯鷹亦盛稱之云：“工書袁中丞，題驛字右行，鬱鬱署玉篆，骨秀神恢張”，親見碑文而詠，語自不妄。
滋此行與俱文珍偕，文珍於子厚爲永貞政敵，有刻骨讎恨，以事涉文珍，而子厚不願齒及，亦未可定。吐突承璀，大璫也，而此云小使，乃該璫羽毛未豐，僅以卑官參佐，足見碑稱貞元十年不誤。
《新書·南蠻列傳》：貞元四年，韋皋撫諸蠻，與異牟尋通款，後五年，異牟尋決策，遣使者三人，異道趨成都，遺皋帛書，明年夏六月，册異牟尋爲南詔王。三事合而觀之，恰是貞元十年，此《新書》已足糾正《舊書》之誤，益以碑文，更見昭灼。
南詔爲六詔之一，原曰蒙舍詔，故異牟尋以蒙爲姓，曰蒙異牟尋。
潘詩：“小人楊鮮於”，楊指楊國忠，鮮于指鮮于仲通，皆先後為劍南節度使，僨事。按杜甫《贈鮮于京兆二十韻》有云：“始見張京兆，宜居漢近臣”，末又云：“有儒愁餓死，早晚報平津。”此一則以張敞[174]牒鮮于仲通，一則以公孫弘[175]牒楊國忠，前者尙得其貌似，後者竟儗於不倫。查天寶初，國忠以戚畹當國，無惡不作，仲通尹京兆，與之深相契合，狼狽爲奸。而杜公於獻賦報罷後，不勝寒餓，竟想借徑仲通，以干國忠，謀取微祿，爲權宜之計。此律之伯鷹五字聲討，不僅可見古今評騭人倫之差距大，而且適彰千古詩人之恥，可歎之至！
吳兆璜，字稚鶴，與伯鷹同學於吳闓生[176]之門，善分隸，最近在長春講《左傳》，未離講席，驟中風歿。
吾錄此文畢，得詩四截爲媵：
墨本留題憶故人，唐賢玉篆更丰神，文壇故事原如此，面輒相思背絶塵。
磨崖曾有幾人知？名帖佳書爛若泥，誰上孤桐高百尺，晚從柳外瞷華滋。
時文無處與推袁，古藝終唐近絶門，辜負東坡詩一句，檳榔生子竹生孫。
人生何處失膺懲[177]？臧穀雙亡各有憑[178]，洛誦[179]銷沈詩味渺，書城誰見郅都鷹[180]？
〔此指伯鷹善詩，復善誦詩，音調絶美，吾嘗有專篇美之。〕
吾錄右文竟，稚鶴夫人臧華雲忽來書云：
摩崖拓本，一直在尋找，迄未找着，不知是稚鶴生前借出，抑夾在書籍碑帖中？獨稚鶴手稿尙在，有《袁滋摩崖題跋》一通，茲錄呈，借資參證。此碑當時吾亦過目，碑文正書，惟“袁滋題”三字篆書，大於正書六倍，殊形突兀。
吾得書甚喜，亟將稚鶴《跋》列後：
右《開路記》正書摩崖，刻在雲南昭通豆沙關，“袁滋題”三字篆書。考《新唐書·南蠻傳》：皋令其屬崔佐時至羊苴城，明年夏六月，册異牟尋爲南詔王，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，成都少尹龐頎副之，崔佐時為判官，俱文珍爲宣慰使，劉幽巖爲判官。石刻與傳文悉合，獨少吐突承璀、馬益二人，又韋皋、馬益二人，開路置驛，傳文亦未言及，金石可證經史，讀此益信。袁滋篆書，除《軒轅鑄鼎銘》外，世不多見。此三字乃其自題，《開路記》正書非工書者所爲，殆僚屬信筆書之耳。
吾驟覩故人手跡，幽情蓄念，一時並起。釗案：此役號稱册封南詔王，而職務之配置上，乃兩使同行，隱有偏重。蓋一以滋爲册封使，崔佐時充判官，一以俱文珍爲宣慰使，劉幽巖充判官。詳考其實，册封特官樣文章爾，就中懷柔句當，惟俱文珍主之，崔佐時曩所策劃之功，悉爲大璫所奪。滋雖以御史中丞之尊銜，翹然居上，然都是周旋下上之外表現象，了無實際內容。故伯鷹詩云：“及茲持節册，椓奴競煒煌，勳名古如此，何用慨以慷？”“椓奴”一語，重逾斧鉞。又云：“滋也官徒爾，惟此筆不亡，君其寶片紙，乘除穀與臧”，是不待功成返斾，珍也着着脚踏實地，而滋早亡其羊。以是摩崖記事，滋不願錄此具文，而祇以偃蹇不恭之署名形狀，敷衍塞責。子厚爲先友作《記》稱：“滋善篆書，文敏，不競為相”，鄭重下“不競”二字，或亦陰示陽秋，委將上述傀儡形態，如量章顯。觀於二使還京以後，珍也其勢如日之升，如月之恆，馴至操縱永貞事變之全局，堪置二王、劉、柳於死地；而滋也逶迤復逶迤，立內朝爲時甚暫，而
難安，履外鎭節次詿誤，而至以虛銜老死牖下。彼不至爲椓奴顛躓以斃，乃滋為人陰深兔脫，其術至巧所致，凡此皆事關前定，無待龜從。
又華雲書中，提及《西南古物目略》中張希魯[181]一段紀載如下：
豆沙關唐袁滋摩崖，唐德宗貞元十年刻，袁樹五師論之已詳，見《滇繹》卷二。又嶺南黃仲琴[182]新著《考釋》，最精博，見《中山月刊》。余亦有論列，見《西樓文編》卷三《昭通一瞥》中。
張希魯與黃仲琴，余皆不知其人，惟希魯署袁樹五爲師，當是樹五門人。樹五名嘉穀，雲南石屏人，光緖戊戌進士，歷浙江提學使。吾憶一九〇三年，清廷開經濟特科，以張之洞主之，揭曉，梁士詒第一，楊度第二。俄而風謠四起，謂士詒之名，梁頭康尾[183]，度亦康、梁之亞，冀搖惑東朝[184]之聽，以致二人遠颺，不敢出面覆試，卒將嘉穀倉卒擢爲冠軍，張一麐第二人，掩此一場風暴。雖當時鬨稱：嘉穀館閣具官，不足當金臺郭隗，然祗以導揚滇雅，供人參校，則固綽綽有餘，獨惜所著《滇繹》，吾終未獲見。《舊書》稱：“滋工篆籀書，雅有古法，因使行，著《雲南記》五卷。”此《記》芒昧無可考，曾否涉摩崖事，今亦惟付之想像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