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子厚與程伯子

吾嘗論子厚度量之大，與心氣之平，莫如《與蕭思謙》一書。此書吾讀之熟，又引述不止一、二次，今猶願重錄後幅一段，與吾黨之士更百回誦之：

獨喜思謙之徒，遭時言道，道之行，物得其利，僕誠有罪，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？身被之，目覩之，足矣，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？果矜之，又非道也。事誠如此，然居理平之世，終身為頑人之類，猶有少恥未能盡忘。儻因賊平慶賞之際，得以見白，使受天澤餘潤，雖朽枿腐敗，不能生植，猶足蒸出芝菌，以為瑞物。一釋廢痼，移數縣之地，則世必曰：罪稍解矣。然後收召魂魄，買土一廛為耕甿，朝夕歌謠，使成文章，庶木鐸者採取，獻之法宮[32]，增聖唐大雅之什，雖不得位，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。

就中“道之行，物得其利”，“何必攘臂用力而矜自我出？”“雖不得位，亦不虛為太平之人”；之數語者，眞與天地同其大，與日月同其明，與陶淵明同其澹定，與諸葛武侯同其寧靜。凡我行道以利物也可，人行道以利我也可，二者俱無異致，俱不害為太平之人。古來有以心太平名其室者，吾知蘇州張仲仁〔一麐〕[33]亦如是名之，苟名之而眞意之，應得宇宙間無上樂趣。

吾不喜宋五子[34]書，偶從《王白田雜著》，見其與方靈皋一札稱：“程伯子有言：天下事非甲為則乙為，有人能致太平，我願為太平之民。”噫！此由字面看來，何其與子厚《致蕭思謙書》之吻合一致也！夫宋五子眞有此氣度與否，吾不敢知，果其有之，天下將何須憂不太平者？果其有之，王雱[35]何至求斬程顥之頭？依史實證之，所謂甲、乙，當指王安石及司馬光兩派。倘其時消滅黨派爭執，將正人君子之力量，集中在一方，屏除奸慝，協力同心，從事整頓宋室江山，太平並不難致。伯子當時，應是慨乎其言之，姑不具論。吾揣白田引此，縣想有宋之政象意義小，針對靈皋之弊習意義大。蓋靈皋谿刻成性，無往而不惎嫉，凡己不能為，決不許人為之。即以詩言：彼初入京師，首以詩稿贄謁汪苕文[36]，苕文斥之，再謁王貽上[37]，貽上婉言以謝，最後謁劉公㦷[38]，公㦷謂性不近詩，不如專力為文。於是靈皋大恨，凡同時以詩名者，一律視為讎敵，嬉笑怒駡，無所不至，此略通清初故實者莫不知之。如查初白，當時詩名之重，有踰球圖[39]，而靈皋為其銘幽，即首敘初白不滿於錢田間[40]，竟將己之怨毒，轉嫁於人。白田貽書其人，志存規勸，似無待言。

吾畢生朋遊中，能領略子厚遺訓，自視欿[41]然者，殆莫如黃克強。辛亥之役，克強絲毫無居功意，“事苟有濟，成之者何必在我？”此克強頻頻於宴坐或廣眾中言之，吾於民元克強辭留守時，在《民立報》為克強贈言[42]，及最近為回憶辛亥寫稿[43]，述吾與克強訂交始末，均未忘述及此一刻骨語，今為柳文指陳義理，又牽聯及之。

思謙貞元七年第進士，比子厚先兩年，年亦當略長，書作於元和四年，思謙拜右拾遺，旋遷右補闕，未見所謂當官行道。穆宗初，拜中書侍郎、平章事，行道始有可言，而舉為子厚所不及見。夫思謙，牛黨也，與思黯都有意致天下於太平，文宗曾以天下何由太平，嚴詰思黯，思黯慷慨奏曰：“臣等待罪輔弼，無能康濟，然臣思太平亦無象。今四夷不至交侵，百姓不至流散，上無淫虐，下無怨讟，私室無強家，公議無壅滯，雖未及至理，亦謂小康。陛下若別求太平，非臣等及。”吐言平實，亦自無失相度，惟思謙亦然。史稱穆宗乘章武恢復之餘，兩河廓定，四鄙無虞，而思謙與段文昌，屢獻太平之策，以為兵以靖亂，時已治矣，不宜黷武，於是國家有消兵之失，而河朔復亂。凡此皆牛、蕭志大識淺，卻非胸懷奸惡所致，元微之《連昌宮詞》末云：“努力廟謨休用兵”，正牛黨得志時想望太平之反映。尋子厚沒後二、三十年間，牛、李之爭正烈，思謙曾與張仲方共駁李吉甫謚議，招致左遷，此猶憲宗末期事，為子厚所及聞，倘子厚幸而起復登朝，壽與牛、蕭相埒，位於二恨對峙之中，依違質劑，正不知身被目覩之景象何似，書此憮然。

思黯之《頌忠賦》，為子厚錄存於《非〈國語〉》中，吾雖不信有此事，然思黯年少才俊，曾為子厚稱賞，則實際可能性甚大。又子厚與趙郡李氏之交舊，由子厚向吉甫獻文奏記看來，氣誼不為不深。牛、李之間，夾一子厚從中旋轉，應多少有所裨補，凡此皆懷舊思古中之無聊想像，總核唐、宋朋黨之膠結難解，焉禁擲筆三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