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袁子才好論文，所言固非全無所見，彼屢稱為古文者不必多讀書，神似劉原父之譏歐九，意乃不滿桐城家言也，顧姚姬傳為子才銘幽，盛稱道之，冀掩其相鬨之迹云。吾見子才《答友人論文第二書》，所謂友人，殆指歙縣程蕺園〔晉芳〕，蕺園以鹽莢起家，官編修後，廣蓄書策，勤於搜討，尤好禮接文士，聲華藉甚，與此書所標形態適合。書中涉及綿莊，綿莊，江寧程廷祚號，其人博學多通，於漢、宋學各有所非。二程與子才關係甚深，後有論列，諷此書，足見乾隆一朝文章派別痕迹。

客冬蒙寄古文七篇，讀畢，思有所獻替，忽忽少暇，入春來，歸妹於揚州，筮日賓壻，勞不可支，比來稍閒，敢白所懷以諍足下。竊謂足下之為古文是也，足下之論古文非也，足下之言曰：“古文之途甚廣，不得不貪多務博以求之”，此未為知古文也。夫古文者，途之至狹者也，唐以前無古文之名，自韓、柳諸公出，懼文之不古，而古文始名，是古文者，別今文而言之也。劃今之界不嚴，則學古之詞不類，韓則曰：“非三代、兩漢之書不觀”，柳則曰：“懼其昧沒而雜也，廉之欲其節”，二公者，當漢、晉之後，其百家諸子，未甚放紛，猶且懼染於時。今百家回宂，又復作時藝，弋科名，如康崑崙[111]彈琵琶，久染淫俗，非數十年不近樂器，不能得正聲也。深思而愼取之，猶慮勿暇，而乃狃於龐雜以自淆，過矣。蓋嘗論之：古書愈少，文愈古，後書愈多，文愈不古；《商書》渾渾爾，《夏書》噩噩爾；作《詩》者不知有《易》，作《易》者不知有《詩》。下此，《左》、《穀》以序事勝，屈、宋以辭賦勝，莊、列以論辨勝，賈、董以對策勝，就一古文之中，猶不肯合數家為一家，以累其樸茂之氣，專精之神，此豈才力有所不足，而歲月有所偏短哉？荀子曰：“不獨則不誠，不誠則不形”[112]，天下事不徒文章然也，鄭康成以《禮》解《詩》，故其說拘，元次山好子書，故其文碎，蘇長公[113]通禪理，故其文蕩。之數公者，皆抱萬夫之稟者也，偶有所雜，其弊立見，而況其下焉者乎？今將登騷壇，樹旂幟，召海內方聞綴學之徒，而談論角逐，以震耀乎口耳，此非煩稱博引不可也，邯鄲淳之見東阿王[114]，李鍇之遇梁武帝[115]是也。若夫傳一篇之工，成一集之美，閉戶覃思，不蹈襲前人一字，而卓然為行遠計，此其道誠不在是矣。足下擅鹽莢名，居淮南之四衝，四方之士，于于[116]焉來請謁者，或經或史，或詩或文，或性理，或經濟，或蟲魚箋注，或陰陽、星曆、醫卜，日呈其技於左右，足下不涉獵而遍覽焉，幾懵乎為酬應。而又以好賢之心，好勝之氣，日習於諸往來者之咻染，不覺耳目心胸，常欲觀五都而遊武庫，然藉此多聞多見，使人一談論，一晉接，驚而詫於四方曰名士名士則可也，竟從此以求古文之眞，而拒專門者之諫則不可也。足下之答綿莊曰：“散文多適用，駢體多無用，《文選》不足學”，此又誤也。夫高文典册用相如，飛書羽檄用枚皋，文章各適其用，若以經世而論，則紙上陳言，均為無用。古之文不知所謂散與駢也，《尙書》曰：“欽明文思安安”[117]，此散也，而“賓於四門”[118]，“納於大麓”[119]，非其駢焉者乎？《易》曰：“潛龍勿用”[120]，此散也，而“體仁足以長人，嘉會足以合禮”[121]，非其駢焉者乎？安得以其散者為有用，而駢者為無用也？足下云云，蓋震於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語[122]，而不知八代固未嘗衰也。何也？文章之道，如夏、殷、周之立法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西京渾古，至東京而漸漓，一、二文人，不得不以奇數之窮，通偶數之變。及其靡曼已甚，豪傑代雄，則又不屑雷同，而必挽氣運以中興之，徐、庾、韓、柳，亦如禹、稷、顏子[123]，易地則皆然者也。然韓、柳亦自知其難，故鏤肝鉥腎[124]，為奧博無涯涘，或一、兩字為句，或數十字為句，拗之、鍊之、錯落之，以求合乎古人。但知其戛戛獨造，而不知其功苦，其勢危也，誤於不善學者，而一瀉無餘。蓋其辭駢，則徵典隸事，勢難不讀書，其辭散，則言之無物，亦足支持句讀，吾嘗謂韓、柳為文中五霸者此也。然韓、柳琢句時，亦有六朝餘習，皆宋人之所不屑為也，惟其不屑為，亦復不能為，而古文之道終焉。且賢者之大患，在乎有意立功名，而文人之大患，在乎有心為關係。古之聖人，兵農禮樂，工虞水火，以至贊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，豈皆沾沾自喜哉？時至者為之耳。若欲冒天下難成之功，必將為深源[125]之北征，安石之新法，欲著古今不朽之書，必將召崔浩刊史之災[126]，熙寧偽學之禁[127]。今天下文明，久已聖道昌而異端息矣，而於此有人焉，褒衣大袑，猶以孟軻、韓愈自居，世之人有不怪而嗤之者乎？夫物相雜謂之文，布帛、菽粟，文也，珠玉、錦繡，亦文也，其他濃雲震雷、奇木怪石，皆文也，足下必以適用為貴，將使天地之大，化工之巧，其專生布帛、菽粟乎？抑能使有用之布帛、菽粟，貴於無用之珠玉、錦繡乎？人之一身，耳目有用，鬚眉無用，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鬚眉乎？是亦不達於理矣。韓退之晚列朝參[128]，朝廷有大著作，多出其手，如《淮西碑》、《順宗實錄》等書，以為有絶大關係，故傳之不衰，而何以柳州一老，窮兀困悴，僅形容一石之奇，一壑之幽，偶作《天說》諸篇，又多譎詭悖傲，而不與經合，然其名卒與韓峙，而韓且推之、畏之者何哉？文之佳惡，實不係乎有用與無用也。即足下論文，如射之有志，可謂識所取舍者矣，而何以每見足下於莊、屈之荒唐[129]，則愛之而誦之，於程、朱之語錄，則尊之而遠之，豈足下之言與行違哉？蓋以理論，則語錄為精，以文論，則莊、屈為妙，足下所愛，在文而不在理，則持論雖正，有時而嗒然[130]自忘。若夫比事之科條，薪米之雜記，其有用更百倍於古文矣，而足下不一肄業及之者何也？三代後聖人不生，文之與道離也久矣，然文人學士，必有所挾持以占地步，故一則曰明道，再則曰明道，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，而推究作者之心，都是道其所道，未必果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之道也。夫道若大路然，亦非待文章而後明者也，仁義之人，其言藹如[131]，則又不求合而合者，若矜矜然認門面為眞諦，而時時作學究塾師之狀，則持論必庸，而下筆多滯，將終其身德人之德，而不自德其德矣，竊為足下憂之。綿莊文多說經，絶不類《選》體，而以之勖足下者，彼見足下筆氣近弱，不宜散文，故以六朝綿麗之體進，非得已也。足下不善用其短，而拒之過堅，僕愛足下過於綿莊，安得不再為忠告？

余錄此文畢，為箋數義於下：一、程綿莊者，以乾隆三十二年丁亥歿於白門，子才為志墓，稱卒時年七十七，核之，應生於康熙三十年辛未。乾隆元年鴻詞科，與子才同徵，時子才年廿四，綿莊年四十六，子才視之，幾年長以倍之老輩已。二、《志》中說及族孫魚門，魚門者，即晉芳字也，其文云：“淮安有先生族孫魚門，恢奇多聞，每假館余所，三人連日夜語，蟬嫣[132]不忍別。或漏盡送先生出，〔《志》言居宅相鄰。〕則兩人者重剪燈，對數海內人物，必首舉先生，又未嘗不欷歔歎息，憂先生之衰。今先生果卒，而魚門亦遠官京師，憑其棺而哀者獨余耳。”觀此，可見三人交誼。三、吾人當先知綿莊學術大概：《志》云：“綿莊深於經者也，卓然獨往者也，且能至者也，其初博存諸家，宣究其意，已而貫穿合幷，精思詣微，著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三禮》、《魯論》，的的然[133]言其所言，非先儒所言。其言曰：墨守宋學已非，有墨守漢學者為尤非，孟子不云：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[134]？又曰：宋人毀孫復[135]疏經多背先儒，夫不救先儒之非，何以為孫復？其言如此，其著述可知。”此可謂推崇甚至。四、次當知魚門造詣：書中“足下擅鹽莢名”一大段，與魚門平生適合，魚門有富名，而卒以窮困死，子才至舉五千金債券焚之。平生問經義於從祖父程綿莊，而學古文於劉海峯，與子才及商寶意[136]〔盤〕交厚，唱和相得，畢秋帆[137]撫關中，魚門往謀歸計，到一月而卒，年六十七，蓋在乾隆四十年上下也。五、子才擅駢文，兼能古文，縱筆所之，左右逢源，彼另有致魚門一書，自道學文艱苦經過云：

接手書，云有索僕古文者，命為馳寄。僕於此事因孤生懶，覺古人不作，知音甚希，其弊一誤於理學，再誤於時文，再誤於考據，三者之中，吾以考據為長，然以之溷古文則大不可。何也？古文之道形而上，純以神行，雖多讀書，不得妄有摭拾，韓、柳所言功苦盡之矣；考據之學形而下，專引載籍，非博不詳，非雜不備，辭達而已，無所謂文，更無所謂古也。嘗謂古文家似水，非翻空不能見長，果其有本矣，則源泉混混，放為波瀾，自與江海爭奇；考據家似火，非附麗於物，不能有所表見，極其所至，燎於原矣，焚大槐矣，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燼也。以考據為古文，猶之以火為水，兩物之不相中也久矣，《記》曰：“作者之謂聖，述者之謂明”[138]，《六經》、《三傳》，古文之祖也，皆作者也，鄭箋、孔疏[139]，考據之祖也，皆述者也，苟無經傳，則鄭、孔亦何所考據耶？《論語》曰：“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”[140]，著作家自書所得，近乎為己，考據家代人辨析，近乎為人，此其先後優劣，不待辯而明也。近見海內所推大儒，作為文章，非序事噂沓[141]，即用筆平衍，於剪裁、提挈、烹鍊、頓挫諸法，大都懵然，是何故哉？蓋其平素神氣，沾滯於叢雜瑣碎中，翻擷多而思功少，譬如人足不良，終日循牆扶杖以行，一旦失所依傍，便倀倀然臥地而蛇趨，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。且胸多卷軸者，往往腹實而心不虛，藐視詞章，以為不過爾爾，無能深探而細味之，劉貢父[142]笑歐九不讀書，其文具在，遠遜廬陵[143]，亦古今之通病也。前年讀足下《汪宜人傳》，紓徐層折，在《望溪集》中為最佳文字，此種境界，似易實難，僕深喜足下晚年有進如此，僕之文非足下之獻而誰獻焉？尙有近作數篇，意欲增入，須明春乃來。衰年心事，類替人持錢之客，臘殘歲暮，汲汲顧景，終日辜榷簿册，為交代後人計甚殷，豈不知假我數年，未必不再有進境？然難必主人之留客與否也，一笑。

綜觀右列兩文，知子才於古文專宗韓、柳，而韓、柳不脫六朝辭令，為彼隻眼獨到處。從來濫傳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，子才意不謂然，彼謂八代固未嘗衰，語尤大膽，能道人所不敢道，其謂文之佳惡，不係乎有用與無用，亦徵膽識。子才左挹艱深文淺陋之桐城派，右拍叢雜瑣碎之考據家，獨從六朝餘習中，發見韓、柳琢句方法，是其用力突出所得。至謂徐、庾、韓、柳，易地皆然，此說明文章不能脫離環境，應各有其特殊之時代性，見解亦自有理。又意薄歐九之不讀書，而不昧貢父文遜廬陵，語頗持平，凡此以見子才能以才勝人，並非謂其有獨到之意境。嚴禮堂[144]曰：“子才病在貪多務得，細大不捐，好引僻書，喜用奇字，《易》曰：文明以止[145]，《詩》曰：其風肆好[146]，《書》曰：辭尙體要[147]，與夫韓子所謂‘文從字順’[148]，醇然後肆[149]，柳子所謂‘參之《太史》以著其潔’[150]者，均似有間。”似頗道著子才癢處。

韓、柳騷賦功能，顯有短長，子才說成兩人工力悉敵，此在全國崇韓若狂之時，子才則以柳之有餘，配韓之不足，隱隱扶韓以就柳，或是所施暗中折服人之手法，眞眼明人一覽得知。

子才好作大言欺人，然有時肯說眞話，為作偽者道出心曲，亦自可喜。如“文與道離久矣，文人學士一則曰明道，再則曰明道，直不過是圖占地步，保持其一貫習氣”是。

文中所譏“海內大儒”，大抵不外方望溪，望溪行文，於剪裁、提挈、烹鍊、頓挫諸法，誠有失之懵然之處，然子才亦何能盡免？即如右文：“而何以柳州一老，……而韓且推之、畏之者何哉？”一大段，開首“何以”，與結尾“何哉”，顯然犯複，此乃泥沙俱下、未加剪裁之誤，依法，上“何以”字應節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