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
程异為八司馬之一，其起復為李巽所薦。巽字令叔，趙州人，以明經起家，累擢兵部尙書，再遷吏部，天資長於吏事，吏有過，秋毫無所縱。程异坐王叔文廢，巽特薦引之，异之計較精於巽，故巽能善職，得异之助甚大。巽元和十四年卒，年六十三，异亦是年四月卒，恰在子厚歿前。

《舊書·裴度傳》稱：

有程异、皇甫鎛者，姦纖用事，二人領度支鹽鐡，數貢羨餘錢，助帝營造。帝又以异、鎛平蔡時供饋不乏，二人並命拜同平章事，度延英面論曰：程异、皇甫鎛，錢穀吏耳，非代天理物之器也。陛下徇耳目之欲，拔置相位，天下人騰口掉舌，以為不可，於陛下無益，願徐思其宜。帝不省納，度三上疏論之，請罷己相位，上都不省，事見《鎛傳》。

由右觀之，憲宗有心用异，意甚堅決，一洗政變時，八司馬從嚴貶逐、遇赦不赦之峻令。其餘七司馬之一貶不還，徒借口實以欺天下而已，實則政令得以帝之私意任便揮斥，一文不値。

然則憲宗以甘犯眾怒之堅強意志，庇護一激發政變之被譴司馬，而阻絶其餘同罪之人，究竟癥結何在？吾曩言之：憲宗於受禪有慚德，最了解其內實者為八司馬，除程异以下才足任驅使，可容其重履闕廷，助長私慾外，餘皆正人君子，對之無以施眉目，故以一屏不見為得。此並非薄其人而恨之，而直高其人而愧之，以致釀成決絶行為而無可挽回也，正如因果律之如響斯應，理有固然。斯一論斷，吾自信百無一誤，而特於《度傳》獲一左證，足以相互發明。左證伊何？有五坊使楊朝汶者，為錢債事暴橫特甚，而憲宗袒之，裴度極言于延英。憲宗曰：且欲與卿商量東軍，此小事，我自處理，度奏曰：用兵小事，五坊追捕平人乃大事，兵事不理，祇憂山東，五坊使暴橫，恐亂輦轂。帝久方省悟，召楊朝汶數之曰：向者為爾，使我羞見宰相，遽命誅之。由此看來，帝為處理一事不當，而羞見宰相，比於干犯天倫大逆，而羞見七司馬，就中大小重輕奚若？即五尺愚童子不難洞見。吾從比勘事例上，推定七司馬之逐蠻夷而不返，敢斷言無悖於邏輯者，以憲宗猶有羞惡之心在。嘗論憲宗乃一辨理力弱、而知恥性強之半英明主，裴度知其然也，從而應付前者，在一項山東兵變與輦轂暴橫之權衡輕重中，可得劫制其主，使之屈於驟發之強諫。同時應付後者，則復在維護其羞惡觀念下，坐視七司馬詔追還朝，南司不妥為處理，而令國家俊才在一綫曙光之下，仍然飄散以沒。於是裴中立[83]之攻心相略，雖獲一時成功，此終是譎而不正。說者謂：裴中立對七司馬木然不救，乃本身有非劉即柳之私人讎恨，於與憲宗鬬智無涉，斯說亦有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