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有唐政之隳，權之落，馴至魚爛而亡也，中含政蠹，不外三種：一強藩，一權閹，一奸相。其間文士之有功力者，不論在行事、抑在文字，類無不於此有所表見，以自鳴其節概，惟或身遭貶謫，言受束縛，一時禁制使不得發舒者，不在此例。即如柳子厚所處時期，權閹首為政梗，強藩次之，奸相卻在強弩之末，顧子厚隨二王而左官，受錮綦重，於當權虎視之二蠹，即權閹與強藩，勢不得有所推排，獨對末大已折之奸相，稍弛彈射，猶在原情可許之列。以此之故，吾人檢閱《柳集》所得跡象，祇見陽城之與裴延齡，周子諒之與牛仙客，以及陳京之與盧杞，寥寥數宗而已，至反閹、反藩，惟於古典文中約略徵象遇之。

《京狀》中涉及盧杞者曰：

巡狩所至，〔“所”字他本多作“告”。〕上行罪己之道焉，曰：凡我執事之臣，無所任罪，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，將復前之為相者。公曰：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，德至厚也，而為相者復，是無以大警于後，且示天下，率其黨爭之。上變於色，在列者咸恟而退，公大呼曰：趙需等勿退，〔趙需名見《先友記》。〕遂進而盡其辭焉，不果復。

本事見唐史，無取贅述。惟盧杞不名者何？此觀於狀尾曰：“宗元故集賢吏也，得公之遺事於其家，書而授公之友，以誌公之墓”，則此狀所涉人事甚廣，至少陳京遺族，及京之親友，不能不防杞黨報復，故不得不愼，子厚似猶無暇為己身計。蓋子厚作此文，在永貞元年八月五日，正當叔文政權朝不保夕之際，彼以尙書禮部員外郎之身分，為先友〔按京名列《先友記》。〕銘幽作備豫，其倉皇殷篤之形象，可以想見。

陳京，字慶復，《先友記》中，止於寥寥數言：

陳京，泗上人，始為諫官，數諫諍，有內行，文多詁訓，為給事中，上方以為相，會惑疾，〔“惑”一作“感”。〕自刃，廢痼，卒。

之數言者，亦足包括京之一生，獨“文多詁訓”一語，可參照狀中所敘，檢覈如下：

其學自聖人之書，以至百家諸子之言，推黃、炎之事，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，鉤引貫穿，舉大苞小，若太倉之蓄，崇山之載，浩浩乎不可知也，豈揚子所謂“仲尼駕說”[11]者耶？

由此可見京之學問非淺。又觀韓退之《與陳給事書》，佞詞重疊，幾於求一見已非甚易，最後“獻近所為《復志賦》已下，……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”云云，退之視京，儼若山斗之高不可攀，則子厚所稱“太倉之蓄，崇山之載”，亦自非虛辭塗飾可比。

《唐書·藝文傳》，多採用狀中事，或謂此狀，全文無一駢儷語，為子厚由文入筆之中間階段，儲欣因謂：“一脫俳優，便廉悍儁傑[12]，可為法程，天生柳公，輔韓起衰，即永州以前文字可見。”夫文、筆之分，自非起於明、清之際，雖癡人前說不得夢，而凡柳文所由滋生長養，同人[13]亦不無窺見一斑云。

明馮時可[14]，字敏卿，號元成，隆慶進士，著述有重名。其《雨航雜錄》首條，即涉及子厚如下：

柳宗元稱陳京之文深茂古老，紀事朴實，不苟悅人，其學推黃、炎以下云云，京文不多見，觀柳所稱如此，其人可知。近來誌銘傳記之作，惟務繁縟，極力贊述，苟悅子孫，無取月旦，即號為大家者尤甚，致使將來賢愚莫辯，信史無徵，是文人之大病也。昌黎云：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，吾悲其為文，為文而使一世之人好，吾悲其為人。[15]二公之言若此，其意皆欲以文維世，不徒逞膏馥為名美，務容悅為利媒者。予往時曾以直筆賈罪，遭豪者徧毁於諸貴人，以此齟齬末路，然予持其說不變，趙太史稱予為文之董狐[16]，因覽柳語有感，漫筆於此。

子厚用代名詞最矜愼，如本文：“授館致餼，厚以泉布獻焉，公曰：非是為〔去〕也”，“為”作去聲讀，“是”指上文“致餼”、“泉布”，“是為”即“為是”之倒置。此一用法，原於《論語》：“伯夷、叔齊，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”[17]，“是”指上文不念舊惡，“用”猶“以”也，“是用”猶言“是以”，即“以是”之倒置。此等代名詞，使用時須倒置與否，都有一番斟酌，不得輕率從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