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

袁枚自道為文艱苦，以為己之於文，一誤於理學，再誤於時文，三誤於考據，三者之中，彼以考據為長，故迷誤尤甚。又謂古文之道形而上，考據之學形而下，古文家似水，考據家似火，兩者各自有其塗徑，彼此各不相容。甚至謂古文之學為己，考據之學為人，無端將文藝闌入倫理範圍，考據家直等訟師，代人辦案，全然與己無關，與火之燎原，而所得悉為灰燼相若。再進一步，竟形容經師如躄者，失去所依牆壁，祗得偃地而蛇行。如此等等，與程蕺園[51]馳書辯論，同時亦推尊韓、柳，謂兩公深於形而上學，功苦盡之，獨不知隨園執筆書記時，曾憶及柳州有《祀朝日說》一文否？韓退之《黃陵廟碑》，辨駁王逸、郭璞諸說，為晚清諸家引為善於考據，此文隨園亦見之否？〔袁書別見[52]，此特摘錄數點。〕

隨園論考據，以“叢雜瑣碎，翻擷多而思功少”為嫌，〔此亦《與蕺園書》中語。〕而隨園曾為州縣官，親民事，著《嚴蔽》一戒曰：“多其察，少其發”，此當時傳為名言。繩之於考據，其理相同，苟於此理辨認明白，養成癖好，一題到手，正好從多方查察證迹，卒可比較剪裁，擇善而從。如斯為之，由慣習而成自然，行文之樂，即存乎是，夫有何形上、形下之別？吾讀子厚《祀朝日說》，見其於《禮》、《詩》、《左氏傳》各籍，採集紛拏，祗偏於幻想作者曾否漏略而未及檢，從不厭惡其所已甄錄者之過於繁多，數百字之短文，雒誦而過，如御珍羞，而慊於嘗鼎，何嘗有上元縣令[53]之深惡痛恨於考據，諸如以火為水，燎原餘燼，循牆失杖，臥地蛇趨云云者？

嘗論世有惡於考據者，乃自制科之法立，利祿之途開，人或專一經而沾沾自喜，又或考不及格而不開，於焉謗議繁興，人情厭苦，而子厚果胡有者？夫子厚之為《祀朝日說》，亦己為禮部郎，職司所在，不得不考核分明，期於不瀆已耳，倘一旦轉而理財用，掌出納，則子厚將又規畫鹽鐡、錢穀等項，經經緯緯，如數家珍，以自證其才無所不堪，不難想見。子才於別一《與蕺園論文書》有云：“古之聖人，兵農禮樂，工虞水火，以至贊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，皆時至者為之耳。”愚者之得，理仍曲當，律之子厚，何莫不然？夫是之謂眞本領，夫是之謂眞博學，此除有宋晏同叔外，中清帖括小儒，彼安從而知之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