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

王鳴盛學有本原，據所見而立說，在乾、嘉諸儒中，比較能為持平覈實之論。《西莊始存稿》中有《〈春秋〉論》一首如下：

《春秋》之學，凡《左氏》、《公羊氏》、《穀梁氏》三傳相合者，後人無可置議也，惟《三傳》本自互異者，當更折衷之耳。乃啖助、陸淳、趙匡輩，創為信經駁傳之說，而又以書法立為義例，駕空鑿虛，各據己私，以窺測聖人之旨，至宋《胡傳》[41]出，而失眞彌甚矣，豈不重為此經之厄哉？左氏親受經於聖人，公羊氏、穀梁氏皆子夏弟子，相去不過再傳，其是非必不大謬。然猶有互異如尹氏[42]之類者，蓋晚周、兩漢諸儒，受經各守師說，往往如此，無足異也，後人於此，會通以求之，或更參合他經以定之，皆可也。先師鄭氏康成，鍼《左氏》膏肓，發《公羊》墨守，起《穀梁》廢疾，蓋會通《三傳》，不主一師，此鄭氏家法也。唐諸儒自詡獨抱遺經，束《三傳》於高閣，然書法當從事實，廢《左氏》而空言書法，可乎？公羊、穀梁發明書法，親得之於孔氏之門，廢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而言書法，又可乎？至《胡傳》出，而支離迂腐，臆斷胸馳，傳亡而經亦亡矣。自故明以《胡傳》試士，舉子奉此為兔園册[43]，而試官取事之因傳連及者，倂出之，號為合題，於是此經之義，若射覆[44]然，可謂陋矣。夫聖人之修《春秋》也，於述之中，微示作之意也。昔《周禮》有太史、小史、內史、外史[45]，而列國亦各有史記，如韓宣子所見之《魯春秋》是也，是故惠公以前之《春秋》，聖人所善而仍之者也，隱公以下，史不闕文，事不紀實，而又適當平王四十九年王跡將熄之日，故託始於此。有日則書日，有月則書月，名稱從其名稱，爵號從其爵號，盟則書盟，會則書會，以至卒、葬、戰、伐、殺、弑，皆因赴告之文，史記之舊，此通例也。史之所無，補以示義，史之所有，列以示戒，此特筆也，故曰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義則丘竊取之[46]。通例者，聖人之公心，特筆者，聖人之精義，蓋據事直書，善惡自見，而善、惡之大者、微者，則用特筆以發之，如此而已矣。然此皆不外《三傳》，求之可也，如唐、宋諸儒之論，以爵位、名字之類，定為褒貶予奪，則旣失其本事之實，而亂臣賊子，空名亦無以懼之，匹夫而僭賞罰之權，尤不足以服亂賊之心，凡若此者，皆不可從也。夫唐、宋諸儒所以多謬說者，以其欲廢傳也，倘能於《三傳》之合者則仍之，惟互異者始從而折衷之，而折衷之法，亦不離乎傳也，則又安用此紛紛者哉？

西莊此論，意頗平允，而不免有雷同之說，其謂啖、趙駕空鑿虛，蓋本於晁公武。公武之言曰：“啖、趙以前，學者皆專門名家，苟有不通，寧言經誤，其失也固陋；啖、趙以後，學者喜援經擊傳，其或未明，則憑私臆決，其失也穿鑿；均之失聖人之旨，而穿鑿之害為甚。”其所以失之穿鑿，公武歸獄於援經擊傳，夫擊傳者，即西莊所謂駁傳也，啖、趙旣見訾擊傳、駁傳，西莊旋又進一步甚其詞曰廢傳。以子厚所得於啖、趙者言之，啖、趙有不足於傳，於是“合古今，散同異，聯之以言，累之以文，〔語見《陸文通墓表》。〕”為之辯疑，為之指微，而歸本於“明章大中，發露公器，〔同上。〕”並見“聖人褒貶與奪，唯當之所在，〔《答元饒州論〈春秋〉》。〕”諸如此類，誠哉有之，至如唐人所謂將《三傳》束諸高閣，廢傳不用，一憑臆見決事，則誣罔之甚也。西莊以折衷為善，而凡子厚所主張之中、之當，又補充言之曰瑕瑜不掩，〔同上。〕斯豈非折衷之所有事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