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厚之《春秋》學

子厚於《三傳》獨不信《左氏》，蓋以其推天引神而惡之，質之子厚為學本質，理固然也。顧子厚為《故襄陽丞趙君誌》，非微文仿《左氏》，而其神卜者秦誗之說，來蕝者曹信之助，命意幾與《左氏》全無差異，吾幾不信子厚能有此一作法，姑不具論。除《左氏》外，子厚於《公》、《穀》二傳皆特嗜，然特嗜者嗜其文，而不涉及義，以言義也，則子厚願掃於陸先生之門，而唯文通之說是從，凡子厚之治《春秋》，大較如此而已。

陸淳者，與趙匡相從而受學於啖助，質言之：子厚之學即啖助之學。《新書·儒學傳贊》曰：

《春秋》、《詩》、《易》、《書》，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，歷暴秦不斷如系。至漢興，剗挾書令[54]，則儒者肆然講授，經典寖興。左氏與孔子同時，以魯史附《春秋》作傳，而公羊高、穀梁赤，皆出子夏門人，三家言經，各有回舛[55]，然猶悉本之聖人，其得與失蓋十五，義或繆誤，先儒畏聖人，不敢輒改也。啖助在唐名治《春秋》，摭訕[56]三家，不本所承，自用名學，憑私臆決，尊之曰孔子意也，趙、陸從而唱之，遂顯於時。嗚呼！孔子沒乃數千年，助所推著[57]，果其意乎？其未可必也。以未可必而必之，則固，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，則誣，誣與固君子所不取，助果謂可乎？徒令後生穿鑿詭辨，詬前人，捨成就，而自為紛紛，助所階[58]已。

由右看來，啖助之治《春秋》，在摭訕三家，不本所承，自用名學，憑私臆決，其卒也，不免穿鑿詭辨，自為紛紛，於是助之所為，陸淳不能不分任其責，進而淳所負責，子厚亦相與共承焉。

嘗論漢人治《春秋》，大抵各專一經，自名絶學，以至《左氏》不立學官，劉歆詒書太常[59]，齗齗以爭。至唐則如啖、趙、陸、柳諸家，乃通《三傳》而合治之，風尙所趨，逶迤至於清末，而皮鹿門[60]，而鄭東父，黨同門、妒道眞之弊以終。

鄭東父者，名杲，山東即墨人，光緖五年，鄉舉第一，明年成進士，晚主講濼源書院，湖南何紹基[61]舊撰杖都講所也。講學宗旨，馬其昶[62]通伯嘗為立傳以明之：

君之學，自經訓史傳，朝章國故，以逮百家眾說，無所不涉，而獨耽於經，於經無所不致其力，而尤莫篤於《春秋》。君之言曰：古者入學，祭先聖、先師，先聖作經，先師述之為傳，今欲明聖人之經，必自篤信先師之傳始。如《易》有《十翼》，《春秋》有《三傳》，《禮》有《記》，有《喪服傳》，有《周官禮》，《詩》有《序》、《傳》，《書》亦有《序》、《大傳》，又有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爾雅》，為《五經》之總傳，苟據此以求聖人之意，十可七、八得。自唐後儒者多不信古傳，而自立新說，經之難明，固無惑焉。其說《春秋》也，《三傳》錯出，必求其通，以謂《左氏》明魯史舊章，《二傳》則孔子推廣新意，口授傳指。《公羊》明魯道者也，《穀梁》明王道者也，《左氏》則備載當時行用之道，當時行用之道，霸道也。所以必明魯道者，為人子孫，道在法其祖也，《穀梁》則損益四代之趣咸在焉，惟聖人崛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。其為說兼綜《三傳》，若瓜蔓然，牽引連亙，不相違害，而尤兢兢於事天、事君與親之辨。謂《春秋》首致謹於元年正月，正月者，正即位也，人知即位之為君道，而不知其為子道也。雖無事必舉正月，謹始也，必能為父之子，而後能為天之子矣。《春秋》之有三正，由其有天、君、父之三命也，春者天也，王者君也，正月者父也。將以備責三正，而單舉正月何也？事天、事君，皆以事親為始也。

《三傳》合治以求其通，乃知《公羊》明魯道，《穀梁》明王道，《左氏》明霸道，東父於此用力最勤，手稿盈尺，書成未及刊行，年四十九積勞以沒。稿近為吾所得，願假數年之力，將由子厚及有唐諸賢，以逮清末皮、鄭諸家，合攻《三傳》之所得伊何，窮源竟委以表襮於世，冀達古為今用之最大績效，以無負乎千年相望之兩代大儒如柳、如鄭之畢生工力，誠所馨香以祝之爾，何敢必也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