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曾子固[8]作《唐論》云：

代隋者唐，更十八君，垂三百年，而其法莫盡於太宗之為君也。詘己從諫，仁心愛人，可謂有天下之志。以租庸任民，以府衛任兵，以職事任官，以材能任職，以興義任俗，以尊本任眾。賦役有定制，兵農有定業，官無虛名，職無廢事。人習於善行，離於末作，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，取於下者寡而易供。民有農之實，而兵之備存，有兵之名，而農之利在。事之分有歸，而祿之出不浮，材之品不遺，而治之體相承。其廉恥日以篤，其田野日以闢，以其法修則安且治，廢則危且亂，可謂有天下之材。行之數歲，粟米之賤，斗至數錢，居者有餘蓄，行者有餘資，人人自厚，幾至刑措，可謂有治天下之效。夫有天下之志，有天下之材，又有治天下之效，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，法度之行，擬之先王未備也；禮樂之具，田疇之制，庠序之教，擬之先王未備也；躬親行陳之間，戰必勝，攻必克，天下莫不以為武，而非先王之所尙也；四夷萬里，古所未及以政者，莫不服從，天下莫不以為盛，而非先王之所務也；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。

此極論太宗治天下之效，而惜其法度之行等等，擬之先王而未備，卻無一語涉及防未然。甚至同時如蘇子瞻作《志林》謂：“聖人為天下，不恃智以防亂，恃吾無致亂之道”，甚矣宋人論治之疏闊也！設令初唐法度禮樂、田疇庠序之各種制度，一一如先王時之完整詳備，孰能保府兵之不化為彍騎，租庸之不變為兩稅，兩百年後，唐室不漸次為藩鎭與宦寺所銷蝕乎？

然則如之何？曰：惟防微杜漸其可。

防微杜漸如之何？曰：柳子厚議晉文公問守原謂：

守原，政之大者也，……不宜謀及媟近，以忝王命。而晉君擇大任，不公議於朝，而私議於宮，不博謀於卿相，而獨謀於寺人。……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，弘、石得以殺望之，誤之者晉文公也。……余故著晉君之罪，以附《春秋》許世子止、趙盾之義。

夫景監相衛鞅，與弘、石殺望之，宜若與晉文之問守原，迥矣渺不相涉，而律以《春秋》大義，委不得不認後者為前者之微而宜防，漸而宜杜，而孔子明著許世子止及趙盾之罪，即所以防之、杜之之具體方法。子厚持論，大抵根據此一具體方法，或多或少，或明或晦，而著之於篇，獨《眎民》詩一首，乃為檃括大義，痛快發揮之，鴻文鉅製，不可不熟思審處，視為典範。

雖然，天下事而號曰微，固防之不勝其防，號曰漸，亦杜之不勝其杜。惟其然也，人於事後而論成敗，仍往往失其智，反之，當事前而測變遷，或往往適迎其機。於是子固在唐亡後而論唐事，竟不如子厚際盛唐之下移，躬親事變，發語動中肯綮，雖非事所必至，亦自理有可能。又惟其然也，子厚所立義，旣能矯正唐亡後論據之失如子固，則其堅確朗爽之度，能照耀千年後之局勢如今日而算無遺策，又不待言已。例如蘇維埃大國，何以革命四十餘年後，即變而為修正主義，圖向資本主義復辟？即屬不解防微杜漸之明效大驗，以事在今日，無取覼縷。

語曰：“備豫不虞，古之善道”[9]，諺亦云防備、防備，然則防與備固不相妨，曾子固之求備，原不失為防微之一道，何至必歧防與備而二之，過齮齕[10]乎子固為？曰：否，國家紀綱，有其達道，品物萬彙，有其常經，倘必目涉後來，慮有遺策，因而妄布機構，疊牀架屋，微特國家物力之所不勝，而其所疊架者仍有弊在，又將如何防之？由是防微杜漸云者，理在負面，而不定在正面，事宜直湊單微，而不宜粉飾門面，否則政事失序，日趨叢脞[11]，國縱不土崩，亦且即於魚爛而亡。即如有唐，亡於宦寺、藩鎭二事，試問為防此也，即子固所咎為太宗未備禮樂之具、田疇之制、庠序之教三者，後來一一經畫而臚列之，其能挽救上舉二事於萬一焉否乎？王西莊曰：“唐之亡也，亡於不用王叔文”，而凡叔文之所施設，子厚殆無不與聞其事。觀於《順宗實錄》所陳各項善政，無一不從負面着手，以言綜理萬機，仍自倉猝未遑，斯時縱由媚璫仇友之韓退之執筆，亦不得不大書而特書曰：“人心大快。”子厚眎民二字之精義，不過爾爾，知此始足以談房、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