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《柳集》中有禪師、和尙等碑若干首，而《韓集》無之，人以為退之排佛，而子厚佞佛，以此揚韓而抑柳，此陋儒淺嘗之見，不足以與〔去〕於衡量兩家之議，試為辜較，可得而言。

韓、柳之異同，可列如下數義：

一、柳雖尊儒，而不排雜家，蓋儒有聖賢，而其說固非盛水不漏，中有不益世用者，應無取盲目相從；莊、墨、申、韓，雖怪僻險賊，而無背於儒部分，仍不得對之深閉而固拒，推之於佛，莫不皆然。柳之此一態度，委於蘇子由[1]對《國策》過而存之之意有合，韓則異是，退之以道統自任，崇儒以歸於一尊為期，其排佛較排雜家尤甚。

二、韓以排佛為名高，有《諫佛骨》一表，自樹大閾，使己躬束縛於內，一步移動不得。其《原道》篇，有“人其人、火其書、廬其居”等語，己不得不求與其說不相矛盾，因而僧徒無法與之接近，自亦無求碑謁[2]銘此類蹤迹，《集》中佞佛文字一掃而空，此必至之事，無足怪者。柳則無此防閑，游刃有餘，天下惟理所在，吾則宗仰，佛亦無過與楊、墨、黃、老同科，何取深排？

三、退之排佛，而究不能排佛理，見有釋徒而儒行者，己終不得不與往來；貶謫之地，環顧無可與言之人，僧徒在近，因不期而不擇，亦強約來與語[3]，然則在佛理一面，韓、柳之不同處，終乃微乎其微。形跡之異，緣於環境，而不出於心源，知言君子，何用泥焉？

《曹溪大鑒禪師碑》，為《柳集》中釋教碑第一首，《碑》有云：

自有生物，則好鬥奪相賊殺，喪其本實，誖乖淫流，莫克返於初；孔子無大位，沒以餘言持世，更楊、墨、黃、老益雜，其術分裂；而吾浮屠說後出，推離還源，合所謂生而靜者。[4]

此完全合乎吾右陳第一義，子厚在柳州作此碑時，年四十三[5]，蘇子瞻嘗為言曰：

子厚南遷，始究佛法，作曹溪、南嶽諸碑，絶妙古今，儒、釋兼通，道學純備，自唐至今，頌述祖師者多矣，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。

儒、釋兼通，而且釋是晚通，此又完全為吾右陳各義作一證明。

子瞻曾為南華寫子厚此碑，近袁爽秋〔昶〕在日記中語其事：

王摩詰撰《六祖能禪師碑》，運用故實，圓通無迹，極駢文之能事矣，然柳子厚《大鑒塔銘》，義理精到處，似勝王作，宜東坡樂為書丹而不辭也。

吾觀辭中“厖合猥附，不夷其高”，及“中一外融，有粹孔昭”等語，儼然是儒家鉅子淵默雍穆氣象。

吾不好佛，尤非以好佛而讚賞子厚曹溪諸碑，因不願援引《傳燈錄》等書，推言佛跡。大鑒即慧能，俗姓盧，蘇詩有句云：“前身應是盧行者”[6]，盧行者即其人也，彼與高徒神秀[7]，從五祖爭奪衣鉢，神秀曰北秀，慧能因號南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