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仲舒云:“正其誼不謀其利,明其道不計其功”[199],所謂不計其功,從發展上來看,顯有兩個步驟:一、只問耕耘,不問收穫,二、設有收穫,不攘為己有。此種功成不居之精神,包孕彌廣,由韓、柳兩家言之,柳坦示而韓卻模糊,由桐城、陽湖言之,陽湖公言而桐城暗昧。以例明之,可得而言:

子厚在永州貶所,貽書其友蕭思謙曰:

獨喜思謙之徒,遭時言道,道之行物得其利,僕誠有罪,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?身被之、目覩之足矣,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?果矜之,又非道也。

此時子厚身遭貶屈,不得與於行道利物之列,似說不上成功與否?而不然。蓋道之及於物也,必有其所由來,倘來自人,我獲身被目覩而已足,不必鰓鰓然矜自己出,倘來自我,我決能做到功成不居,與人相忘於無形,此是江都[200]指示正負兩面之全部形象。由前之說,可懲人之忮心[201],由後之說,可免人之求慾,《詩》云:“不忮不求,何用不臧?”[202]夫如是,子厚居謫籍中,自樂其樂以求自致於道,猶冀思謙之徒,在朝為之委曲遮護故。

再就陽湖言之:右引陸祁孫所為《〈七家文鈔〉序》中有數語,最有關係:

夫君子之於學也,期與一世共明之,而非以為名也,非以為名,則自為之與他人為之,無以異也。以二君之才與識,而治古文實自魯斯發之,君子以為魯斯之於文也,賢於其自為也。

君子之學不為名,他人為之,與己無異,之數語看似平淡,而得之於文人為難,得之於名高不可一世之文人為尤難。鮑倚雲著書訾方望溪:“先生不能詩,而嫉詩人如仇,不知書,而以書名者不掛齒頰”,〔文本編全錄。〕尋常筆墨淺事已如此,涉及經國大計,當又何說?夫如是,望溪果得參與祁孫所崇尙人己無二之篤學君子之列耶?在口耳四寸間,錢魯斯誠無自與望溪抗,而魯斯一旦發見小二十餘歲之世好有佳文, 即奔走千里,就其人留數月,為斤斤焉講古文程法,視其人之有文,不啻若自其口出。就此一點而論,試遣一“偽與薄交乘”〔語本鮑倚雲。〕之村老,為之播掃掬溜,捧硯典謁,作都厮養,而謂魯斯將笑許耶?抑否耶?凡吾所為刻劃桐城、陽湖之所為異致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