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

范祖禹《唐鑑》卷四載：

貞觀五年：初，帝令羣臣議封建，魏徵、李百藥，以為封建不便，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，勿令過大，間以州縣，雜錯而居。十一月，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，宜令作鎭藩部，貽厥子孫，非有大故，無或黜免，所司明為條例，定等級以聞。至十一年六月，詔景王元景等二十一王，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，皆令世襲，無忌等皆不願之國，上表固讓，其明年，詔停襲封刺史。

臣祖禹曰：柳宗元有言曰：“封建非聖人意也，勢也”，蓋自上古以來有之，聖人不得而廢也，故制其爵位之等，為之禮命之數，合之以朝覲會同，離之以帥長牧伯，而後可治也。周室旣衰，倂為十二，列為六、七，而封建之禮已亡，秦以詐力一天下，剗滅方國，以爲郡縣，三代之制，不可復矣。後世唯知周之長久，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，不獨以封建也，必欲法上古而封之，弱則不足以藩屏，強則必至於僭亂，此後世封國之弊。且堯、舜有天下，猶不能私其子，況諸侯之後嗣，或賢或不肖，而必使之繼世，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。然則如之何？《記》曰：“禮時為大，順次之”[64]，三代封國，後世郡縣，時也，因時制宜，以便其民，順也，古之法不可用於今，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。後世如有王者，親親而尊賢，務德而愛民，愼擇守令，以治郡縣，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，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？

子厚《封建論》曰：“唐興，制州邑，立守宰，……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”云云，此其為說，過於簡括。蓋唐制之善，存乎州邑，固已，然州邑僅能消極保持己身之不叛，而不能以力積極制止或豫防鎭將之叛，仍不足以昭制置之得宜，而免致國家於危亂。斯時也，須進一步還以淳夫[65]之說證之，《唐鑑》卷十八載：

元和十三年三月，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：河朔藩鎭，所以能旅拒朝命，六十餘年者，由諸州縣各置鎭將領事，收刺史、縣令之權，自作威福，曏使刺史各得行其職，則雖有奸雄如安、史，必不能以一郡獨反也。臣所領德、棣、景三州，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，應在州兵，並以刺史領之。四月，詔諸道節度使、都圑練、防禦、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，並以刺史領之。自至德以來，節度使權重，所統諸州各置鎭兵，以大將主之，暴橫爲患，故重胤論之，其後河北諸鎭，惟橫海最爲順命，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。

臣祖禹曰：後世郡縣，古之諸侯也，委之以土地、人民而不與之兵，是以匹夫而守之一州也，天下有變，則城郭不守，而朝廷無藩籬之固，何異於無郡縣乎？是以為法者必關盛衰，使一縣之眾必由於令，一郡之眾必由於守，守之權歸於按察，按察之權歸於天子，則天下如網綱之相維，臂指之相使矣。唐自中葉郡置鎭兵，主將有擅兵之勢，而刺史無專城之任，是以郡縣愈弱，藩鎭愈強，橫海一帥制之得宜，而數世順命，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，何危亂之有哉？

此可證子厚《封建論》之有宏識遠見，而淳夫之意與之一致，並知徒立守宰之制，而處之不得其道，仍無法自脫於危亂，統繩古今，無不皆然，《唐鑑》云乎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