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

清儒於王叔文一案，持論以王鳴盛西莊為最正，《蛾術編·韓昌黎》條云：

《赴江陵塗中寄贈王二十補闕、李十一拾遺、李二十六員外、翰林三學士》：方崧卿云：“公山陽[41]之貶，寄《三學士》詩，敍述甚詳，而《行狀》[42]但云為幸臣所惡。”出宰山陽，《神道碑》[43]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，專政者惡之，而公詩云：“或自疑上疏，上疏豈其由？”則是未必上疏之罪也。又曰：“同官盡才俊，偏善柳與劉，或慮語言洩，傳之落寃讎”，《岳陽樓》詩[44]云：“前年出官由，此禍最無妄，姦猜畏彈射，斥逐恣欺誑”，是蓋為王叔文等所排矣。《憶昨行》[45]云：“伾文未揃崖州熾，雖得赦宥常愁猜”，是其為叔文等所排，豈不明甚？特無所歸咎，駕其罪於上疏耳。昌黎於俱文珍，不知其將為惡，而輕以文假借之，於叔文不知其忠於為國，心疑讒譖而恨之，此不知人之故也。叔文行政，首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，而實乃毁愈者也；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尙書，謚曰宣，而贄乃愈座主也；罷宮市、五坊小兒，而此事乃愈所諫正也；諸道除正敕衞稅外，諸色雜稅並禁斷，除上供外，不得別有進奉，貞元二十一年十月以前，百姓所欠諸色課利租賦錢帛，共五十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一貫石匹束，並除免，正愈詩所云：“適會除御史，誠當得言秋，拜疏移閤門，為忠寧自謀”者也。愈與叔文事事吻合如此，愈固大賢，叔文亦忠良，乃目為共、吺，〔“吺”或作“兜”，謂共工、驩兜也。〕以嗣皇誅之為快，非不知人耶？又疑柳、劉言洩，子厚《答許孟容書》：“與負罪者親善，始奇其能，謂可共立仁義”；《叔文母劉夫人墓銘》：“叔文堅明直亮，獻可替否，利安之道，將施於人”，子厚心事光明如此，若云洩言寃讎以賣其友，夢得亦不肯，況子厚耶？

方崧卿者，字季申，宋隆興進士，家藏書甚富，嘗校正《昌黎文集》，著有《韓詩編年》、《韓集舉正》等書，蓋一韓文專家也。南宋慶元中，建安魏仲舉[46]輯《韓文類譜》，中多引崧卿之文，尤以《寄贈三學士》及《岳陽樓》詩，證山陽之貶，由韋、王之黨所排為眉目，朱熹錄入《考異》，現商務印書館印行所謂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》，即將方說分載於各項詩文之下。因此千年以來，謬說流傳，表裏唱和，叔文、子厚輩之忠貞勇毅、為國犧牲之精神，不使有微光間隙，裱[47]襮於外。

西莊所云目為共、吺，語出《三學士》詩：“赫然下明詔，首罪誅共吺”，共、吺之指叔文，毫無疑義。惟疑劉、柳洩言，方崧卿僅引“同官盡才俊”四句，而第五、六句云：“二子不宜爾，將疑斷還不”，是愈信劉、柳，已不復置疑於宣洩。崧卿乃沒而不引，反以設言部分，蔽罪劉、柳，如此斷章取義，自別有用意，而西莊斤斤為子厚理寃，此處亦微近無的放矢。要之愈於叔文一案，措詞顚倒，思想瞀亂，吾人之所能譴責愈者，不止一端，遽側重於懷疑劉、柳一點，似可不必。

最可笑者，莫如愈與李實之連誼。夫實之為聚斂佞臣，貪汚酷吏，愈同在京朝，豈不見之甚瑩？彼旣以百餘日不雨，道殣相望，民間至無處所鬻賣男女，身為御史，發憤執言，當然以去姦吏如實者惟恐不速為快，果何必翻然上書，譽實為“赤心事上，憂國如家”，又何必口不從心，強顏獻媚，至云：“盜賊不敢起，穀價不敢貴，……老姦宿贓，銷縮摧沮，魂亡魄喪，影滅跡絶”[48]耶？夫對老姦宿贓，而稱姦贓絶滅，此與俗諺所云“人不知己醜”何異耶？以“大賢”如愈，而應作此媚人鬼臉耶？為問愈之上書，意欲何為？據其自白，謂係敬慕實之忠君孝親，為千百年來不易親逢之偉大人物，因獻所為文兩卷，凡十五篇，以為謁見之資，進退惟命云云，此種卑鄙惡劣文字，從來少見。又姑不問愈所得反應為何種。據西莊言：實乃毁愈之人，此毁在獻書之前，抑或即指貶山陽[49]一事，尙待考實。總之愈於持躬接物之間，最為進退失據，積成一生疵纇，如《三上宰相》、及《上李尙書》各書，舉是突出例子。尤可怪者，形勢一變，叔文執政，首貶實為通州長史，愈不認是耳與心叶之快舉，為之浮一大白，翻詈貶實者為共、吺，以嗣皇加誅為期，斯眞顛倒錯亂之狂疾人之所為已爾，何止是“不知人”如西莊所指也耶？

或為之說曰：愈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上書李實，其時尙未得為御史也，觀《寄三學士》詩曰：“適會除御史，誠當得言秋”，則所言當官而行，了無愧怍，何子必從而低昂齮齕為？余曰：此五十步百步之差也，余一切所論，並不以此而須有改正。蓋從前四門博士，至以御史貶為山陽[50]令之一過程，都在貞元十九年京師大旱期間，愈以時時得除御史之朝官身分，不為不高，而乃伈伈俔俔[51]、低首下心於一數年後己即出當其任之京兆尹，可謂無恥之極，妄以共、吺肆口詛咒，更無論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