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
由三代而下逮中唐柳子厚時期，再由柳子厚下逮公曆一九四九年，此一漫長兩千餘年之歲月，士與農遠遠隔絶，無能收四民左右惟同之效也，殆成國家痼疾，幾於無法醫治。吾嘗欲於兩千餘年中，搜索富有農田情愫之文人，作一長編記載，而殊苦適例難得，徒呼負負[142]。偶在《清史稿》[143]內，瞥見康熙間一毫不知名之宗室書諴，為鄭親王濟爾哈朗裔孫，年四十即託疾去官，邸有餘隙地，盡種蔬菜，手執畚鎛，從事習勞以為樂云云，因不勝喜悅而錄存之。特緣此而欲求得較為知名之文儒碩學，與此一例交相印合，竟爾埴擿冥行[144]，而終於無何有？揚州八怪之鄭燮[145]，所著《道情》，貌似發揮農事珍聞，然亦止於擺弄七品官架子，並暴露沒落文人之虛憍惡習，未見與農民沆瀣一氣。吾每讀名僧靈澈[146]之詩而善之，所謂“諸公盡說歸田好，林下何曾見一人？”[147]吾誠長吟詠歎，認為去事實非遠。凡此皆吾錄子厚《敘志》詩次之雜亂思潮，不時湧現，以謂不得今時院校師生、文員部伍，爭先上山下鄉之大躍進，將見子厚所挾打通四民蔽障、大開民路之崇高標格，永遠無從達到，輒不禁慷慨而重言之如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