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近嘗校閱《杜牧文集》，至《盧摶除盧州刺史制》，得如下數語：

上有命則違之，上有好則效之[12]，此乃成王命君陳之言也，故行令不如行化，律人不如律身，念茲二者，可長人矣。

上命可違，吾意大詫，頗疑“違”字乃“達”字形近而訛，竟欲用筆點竄。繼思《尙書》為吾童年背誦之籍，辭意突兀，胡篤老而健忘如是，則尋《周書》騐之，其辭曰：“違上所命，從厥所好”，吾因駭詫愈甚。又讀孔安國傳曰：

人之於上，不從其令，從其所好，故人主不可不愼所好。

吾再四尋繹，而知孔傳之誤，在斷章取義，謬將文中所用“厥”字，犯錯認主名之病。蓋厥，其也，乃代名詞，所代可能是上文貼近之“上”字，亦可能是距離稍遠之“民”字。此種代名詞，雖以牒近而不牒遠為通則，惟依義考之，時亦或以跨步遙代為得宜。查前文曰：“惟民生厚，因物有遷”，吾意孔傳釋此亦有誤。傳曰：

言人自然之性敦厚，因所見、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，故必愼所以示之。

此將民生解作人類自然之性，吾意未然。此言民生厚者，正與正德利用厚生之義同，惟以此故，其下“因物有遷”之“遷”，亦正與貿遷有無化居之義同。約而言之，此祗有涉於民間飲食服御之常，而與人之自然性無關，惟其然也，此前後四句，宜一氣通讀，而不可截斷，因而第四句之“厥”字，應不代第三句之“上”，而代第一句之“民”。謂民間厚生之事，與物之貿遷有無，密密相聯，上若於庸調賦稅等政，隨所好而變更，將不至誤國、誤民不止，故親民之官，不可不有正誼剛氣以抵禦之。後唐莊宗朝，吏部尙書李琪上疏曰：

古者量入以為出，計農而發兵，故雖有水旱之災，而無匱乏之憂。近代稅農以養兵，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，農損瘠而兵豐飽者也，今縱未能蠲省租稅，苟除折納紐配之法，農亦可以少休矣。

語見《資治通鑑》，胡注：“折納，謂抑民使折估而納其所無，紐配，謂紐數而科配之也。”取證今義，折納、紐配之法，皆上所強制而倒施，同時為下民深惡而痛絶，李琪所謂蠲法以休農，即不啻上違君命，而下從民好，《書》義之正確解釋應如此，杜《制》緣孔傳而誤，應須矯正。

質而言之，《書》義乃軒民而輊君，謂民命所需，不可因君之好惡，而時有變置。成王以此旨提示君陳，方是為君正直之道，子厚所為《眎民》之誼，亦正指此，若貿貿焉祇曰違上所命，從上所好，自非暴君不為此言。

孟子曰：“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”[13]，《魯論》[14]曰：“為君難，為臣不易”，孟子又引《書》曰：“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”[15]，又《禮記》曰：“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。”[16]又曰：“堯、舜帥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，桀、紂帥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，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”[17]子厚綜此數義，制成《眎民》詩一章，其道大通，直貫今之社會主義建設而無違牾，安得以孔傳之誤解，杜牧之誤筆，而使渾殽其大中公器之所存哉？又況令與好相與印合之義，《書》與《禮》適相背謬，中國將安所用其聖經賢傳也哉？

宋王安石之變法，直把定“法先王之意而不法其政”一語，大刀闊斧而為之，蘇軾抗議，亦認定“人往往從君之意而不從其令。”兩賢相扼，所用之器惟鈞，亦以見朝廷好惡之關連於政治，有響答景從之捷，並生毫釐千里之差。顧孔傳之率爾是言爾爾，此律於國，可曰亂國，繩之君，不啻暴君。夫成康之治，號稱三代盛時，《書》曰：“予臨兆民，若朽索之馭六馬”[18]，誠如右言，周其將何以馭此馬以臻絶頂，直百思不得其解已。

軾又曰：“漢之文、景，《紀》無可書之事，唐之房、杜，《傳》無可載之功，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、景，言賢者與房、杜，蓋事已立而迹不見，功已成而人不知，故曰：善用兵者，無赫赫之功，豈惟用兵？事莫不然。”[19]軾言賢與房、杜，與子厚等，惟功成事立，廑足以保現在，必杜漸防微，始足以保將來，此子厚獨規其大，與自來言治者不甚相同，何以故？以子厚之所眎惟民，而不見其他故，因附紀之以終吾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