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

滿清末造，南海康有為倡為今文學，以震盪天下士，老生宿儒多非譭之，獨長沙皮鹿門〔錫瑞〕陰右其說，而陽與康稍稍示別，卒之鹿門所持，無形中與唐之陸元沖、柳子厚合轍，學術之旁魄下上如此，細覈亦彌有趣。鹿門所著《經學通論》，有如下一論：

論《春秋》是作，不是鈔錄，是作經，不是作史，杜預以為周公作凡例，陸淳駁之甚明

說《春秋》者，須知《春秋》是孔子作，作是做成一書，不是鈔錄一過。又須知孔子所作者，是為萬世作經，不是為一代作史。經、史體例所以異者，史是據事直書，不立褒貶，是非自見，經是必借褒貶是非，以定制立法，為百王不易之常經。《春秋》是經，《左氏》是史，後人不知經、史之分，以《左氏》之說為《春秋》，而《春秋》之旨晦，又以杜氏之說誣《左氏》，而《春秋》之旨愈晦。杜預[47]曰：“《周禮》有史官，掌邦國四方之事，逹四方之志，諸侯亦各有國史，大事書之於策，小事簡牘而已。孟子曰：楚謂之《檮杌》，晉謂之《乘》，而魯謂之《春秋》，其實一也。韓宣子適魯，見《易象》與魯《春秋》，曰：周禮盡在魯矣，吾今乃知周公之德，與周之所以王。韓子所見，蓋周之舊典禮經也。周德旣衰，官失其守，上之人不能使《春秋》昭明，赴告策書，諸所記注，多違舊章，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，考其眞偽，而志其典禮，上以遵周公之遺制，下以明將來之法，其教之所存，文之所害，則刊而正之，以示勸戒，其餘則皆即用舊史。”錫瑞案：杜預引《周禮》、《孟子》，皆不足據，《孟子》言魯之《春秋》，止有其事、其文，而無其義，其義是孔子創立，非魯《春秋》所有，亦非出自周公，若周公時已有義例，孔子豈得不稱周公，而攘為己作乎？杜引《孟子》之文不全，蓋以其引孔子云云，不便於己說，故諱而不言也。《周禮》雖有史官，未言史有凡例，杜預云：其發凡以言例，皆經國之常制，周公之垂法，《正義》曰：今按《周禮》，竟無凡例，是孔穎達已疑其說，特以疏不駁注，不得不強為傅會耳。《正義》又曰：先儒之說《春秋》者多矣，皆云丘明以意作傳，說仲尼之經，凡與不凡，無新舊之例，據孔說，則杜預以前，如賈逵[48]、服虔[49]諸儒說《左氏》者，亦未嘗以凡例為周公作，蓋謂丘明旣作傳，又作凡例，本是一人所作，故無新例、舊例之別也。至杜預乃專據韓宣疑似之文，盡翻前人成案，以《左氏傳》發凡五十為周公舊例；周衰史亂，多違周公之舊，仲尼稍加刊正，餘皆仍舊不改，其稱書、不書、先書、故書、不言、不稱、書曰之類，乃為孔子新例，此杜預自謂創獲，苟異先儒，而實大謬不然者也。自孟子至兩漢諸儒，皆云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無攙入周公者，及杜預之說出，乃有周公之《春秋》，有孔子之《春秋》，周公之凡例多，孔子之變例少，若此，則周公之功大，孔子之功小，以故唐時學校，尊周公為先聖，抑孔子為先師，以生民未有之聖人，不得專享太牢之祭，〔案此說甚陋。〕止於降居配享之列，《春秋》之旨晦，而孔子之道不尊，正由此等謬說啓之。據孟子說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是一件絶大事業，大有關繫文字，若如杜預經承舊史、史承赴告之說，止是鈔錄一過，並無褒貶義例，則略識文字之鈔胥皆能為之，何必孔子？即曰據事直書，不虛美，不隱惡，則古來良史如司馬遷、班固等亦優為之，何必孔子？孔子何以有“知我、罪我”、“其義竊取”之言？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《春秋》之功，配古帝王，說得如此驚天動地？與其信杜預之說，奪孔子制作之功，以歸之周公，曷若信孟子之言，尊孔子制作之功，以上繼周公乎？陸淳《〈春秋〉纂例》駁杜預之說曰：杜預云：凡例皆周公之舊典禮經，按其傳例云：弑君稱君，君無道也，稱臣，臣之罪也，然則周公先設弑君之義乎？又曰：大用師曰滅，弗地曰入，又周公先設相滅之義乎？又云：諸侯同盟，薨則赴以名，又是周公令稱先君之名以告鄰國乎？雖夷狄之人不應至此也。按陸淳所引後一條，即左氏所謂禮經，杜預所謂常例，陸駁詰明快，不知杜預何以解之？袒杜預者又何以解之？柳宗元亦曰：杜預謂例為周公之常法，曾不知侵、伐、入、滅之例，周之盛時，不應預立其法，與陸氏第二條說同。

右文原本陸淳《〈春秋〉纂例》，推翻杜元凱所謂周公舊例，終且徵引子厚之說，以為左證，似是從來說《春秋》者最為明確爽朗之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