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
宋仁宗嘉祐六年《制科策》有一條：

五事[189]之失，六沴[190]之作，劉向所傳，《呂氏》所紀，五行何修而得其性？四時何行而順其令？非正陽之月，伐鼓救變，其合於經乎？方盛夏之時，論囚報重，其考於古乎？

蘇軾悍然答之曰[191]：

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，而流入於迂儒之說，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。夫五行之相治[192]，本不至於六，六沴者，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。夫皇極者，五事皆得，不極者，五事皆失，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，是故有眊而又有蒙[193]，有極而無福，曰五福皆應，此亦自知其疏也。〔元注：《洪範》止言五行五事，劉向又本《大傳》，增而為六，謂皇之不極，則厥咎眊，厥罰常陰，厥極弱，旣有極而無福，其說遂窮，乃云五福皆應，見《五行傳》幷《五行志》。〕呂氏之《時令》，則柳宗元之論備矣，以為有可行者，有不可行者，其可行者皆天事也，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。〔元注：見柳文《時令論》上、下篇。〕若夫禜社伐鼓，本非有益於救災，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[194]，《書》曰：“乃季秋月朔，辰弗集於房，瞽奏鼓，嗇夫馳，庶人走”[195]，由此言之，則亦何必正陽之月，而後伐鼓救變，如左氏之說乎？盛夏報囚，先儒固已論之，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。〔此指春秋夾谷之會[196]，優施笑君，孔子誅之。〕

右文收筆似有缺略[197]，姑依原文錄存。凡吾有取於是者，乃在柳文《時令論》之光耀，照澈宋室方聞之士，而一步未動。至盛夏報囚，乃子厚《斷刑論》論及，子瞻似均統攝於《時令論》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