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子厚《非〈國語〉》者，王充《論衡》之流亞也，特《論衡》語詳，而《非〈國語〉》於短峭見意，《論衡》所涉極廣，而《非〈國語〉》專一而精。故其義感人也深，而說尤易入，古來析理之書，此種最為貴重。顧後世有援例非之者，宋江端禮[118]作《非〈非國語〉》，東坡見而賞之，元虞槃[119]亦仿端禮為之，意在幷《國語》而兩非焉，槃事具元正史，而端禮則見王伯厚《紀聞》所載[120]。雖然，茲兩書者，泛泛如浮雲掠空而過，人得寓目者絶少概見，又有劉章[121]《非〈非國語〉》亦不傳，惟子厚本著巋然獨存，吾人從而揭櫫焉者，有數義如左：
一、子厚最惡稱天以誣人。《三川震》條非曰：“山川者，特天地之物也，陰與陽者，氣而遊乎其間者也。自動自休，自峙自流，是惡乎與我謀？自鬥自竭，自崩自缺，是惡乎為我設？”此子厚《天說》本旨，而此條是一例證。蘇東坡曰：“子厚之學，大率以天人為不相知”，誠然誠然，吾國唯物大義，子厚能倡之於唐，東坡猶芒昧於宋，此兩宋學術之陋使然，如沈作喆者，即此類陋儒之一也，彼在所著《寓簡》，於《三川震》條駁子厚曰：“子厚謂天人不相知，茫乎昧乎，治亂善惡無所主，災祥為不足畏也；是使有國者逆天而慢神，為惡而弗知懼也；日月星辰之行悖於上，山川崩竭於下，陰陽之氣謬戻於其間，而曰吾弗預知也；彼形而然耳，彼氣而然耳，治亂非所感也，是賊夫君者也。”論誠迂闊之至，不足深辯。作喆字明遠，號寓山，紹興進士，彼所著曰《寓簡》，謂寓山之簡牘也，書中考證古事，亦非全無可採。
二、子厚最惡飾禮以欺民。《不藉千畝》條[122]非曰：“古之必藉千畝者，禮之飾也，其道若曰：吾猶耕云爾。”又曰：“吾以奉天地宗廟，則存其禮誠善矣，然而存其禮之為勸乎農也，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，節用而不殫其財，通其有無，和其鄉閭，則食固人之大急，不勸而勸矣。啓蟄也得其耕，時雨也得其種，苗之猥大也得其耘，實之堅好也得其穫，京庾得其貯，老幼得其養，取之也均以薄，藏之也優以固，則三推之道，存乎亡乎？皆可以為國矣。”此段文字，辭似迴環，而義極嚴正，以藉田還是有唐之餼羊，子厚難於顯言揮斥，而其隱恨偽禮教之虛偽欺騙，則固躍躍紙上。東坡答江季恭又曰：“子厚為學，大抵以禮樂為虛器”，此種黜禮崇物之根本大義，似端明[123]猶不可得明。〔本編下部，於《禮樂為虛器》有專論，請參閱。〕
沈作喆於《不藉》條，駁子厚之說如下：
先王之為是禮也，蓋以身先天下，驅以歸諸本，不可廢也。如宗元之言，是聖王之典禮，舉為無用也，亡之可也。男女居室足矣，何必昏禮也？加布其首足矣，何必冠禮也？仰天俯地而祭之足矣，何必南北郊也？飲食酹之足矣，何必禘祫、蒸嘗也？如是則夷狄而已矣，然左氏徵戰於千畝則誣。
右誠宋室迂儒之論，何足以知子厚用意？蓋禮通於民，子厚並不反對，如昏禮是也，但昏禮必須從簡，又毫無疑義。冠禮至唐早絶，退之曾涉及之，何須贅論？至繁重專擅之祭禮，如南北郊，如禘祫、蒸嘗，嚮為統治階級之御用工具，飾詐欺民，不廢何待？凡此皆推子厚之意得之，自非沈作喆之流所及知。獨子厚曰：“戰於千畝者，吾益羞之”，蓋鄙左氏之妄言因果也。寓山於此，哲言從柳，猶不失為千慮一得。
三、言必稱神，肆其迂誕，為子厚所鄙恥。《神降於莘》條非曰：“彼鳴乎莘者，以焄蒿悽愴，妖之淺者也，天子以是問，卿以是言，則固已陋矣。而其甚者，乃妄取時日，莽浪無狀，而寓之丹朱，則又以房后之惡德，與丹朱協，而憑以生穆王，而降於虢，以臨周之子孫。”夫丹朱者帝堯之子，如何能與千載以後之周室房后，姦通生子？此何止荒誕，且極穢褻，不恤書之簡册，自詡神明，古有“盡信《書》不如無《書》”之歎[124]，當首推此種。夫子厚之無神觀點，在彼論述中，其重要性僅次於《天說》。彼與呂溫書，所慨歎於“好怪而妄言，推天引神，以為靈奇，恍惚若化，而終不可逐”者，此物此志也。惜乎在神道紛綸之唐室，子厚之論，非惟無法實現，而子厚歿後，以同僚偏善之韓退之，猶為草《羅池廟碑》，以厚誣死友，抑何可笑？
四、子厚之輕視禮樂，固與墨家非樂、薄葬之義未同。如所作《箏郭師墓誌》，言七律三十五調，切密邃靡[125]，使木聲、絲聲屈折愉繹之理，子厚殆非不解音聲者流，而《無射》條非曰：“聖人旣理定，知風俗和恆而由吾教，於是乎作樂以象之，後之學者述焉，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，非樂能移風易俗也。曰：樂之不能化人也，則聖人何作焉？曰：樂之來，由人情出者也，其始非聖人作也。聖人以為人情之所不能免，因而象政令之美，使之存乎其中，是聖人飾乎樂也，所以明乎物無非道，而政之不可忘耳。孟子曰：今之樂猶古之樂也，與人同樂則王矣[126]，吾獨以孟子為知樂。”是知子厚並非深惡乎樂，而是反對黷樂者以聖人為名，浸忘樂由人性而出，始終視樂為階級專利之品，而不解與民同樂，持論本極平正，無可非難。
平公悅新聲，師曠曰：“公室其將卑乎！君之明兆於衰矣。”子厚非之曰：“耳之於聲也，猶口之於味也，苟悅新味，公室亦將卑乎？樂之說吾於《無射》旣言之矣。”此自可與右條合看，沈作喆又駁之曰：
子厚之言非也。人之視聽、好惡，與夫嗜欲之反常者，是固有卑亂死亡之理，夫何譏焉？又趙文子[127]視日曰：朝不及夕。后子[128]曰：趙孟將死矣，非死必有大咎。《內傳》[129]亦云：人主偷必死。子厚曰：死與大咎，非偷之能必乎爾也，偷者自偷，死者自死耳。[130]子沈子[131]曰：子厚之言非也，君子朝以聽政，晝以訪問，夕以修令，夜以安身，固有常業也。而墮偷弗務焉者，非其聲色嗜欲之浸淫，神明之耄昏，則其病蠱之潰攻，精爽之消亡也，其有不獲死乎？
作喆之說，將倫理與巫覡混為一談，是子厚之所必斥，恐今時猶有稱作喆之陋言者，故並著之。
五、子厚惡夫立數核史。此左氏往往先設一說，說某年某當死，某年國當亡，而後以出來事實之，用神其預言是也。如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，告晉魏獻子為政，將合諸侯，衛彪傒見單穆公曰：萇弘其不沒乎！周詩有之曰：天之所支，不可壞也，其所壞，亦不可支也，萇弘必速及，魏子亦將及焉，若得天福，其當身乎！若劉氏，則子孫實有禍。是歲，魏獻子焚死，二十八年，殺萇弘；及定王，劉氏亡。[132]子厚非之曰：“彪傒天所壞之說，吾友化光銘城周，其後牛思黯作《頌忠》，萇弘之忠悉矣，學者求焉，若夫當身速及之說，巫之無恆者之言也，追為之耳。”此寥寥數語，特標一巫字罵倒左氏，殆較斧鉞尤嚴。文道希《枝語》云：“萇叔之忠，後世舉知之，此當非彪傒，不當非《國語》者也。若彪傒之言，以周為天壞，以城成周為從私欲，則害教甚矣，若武王之飫歌[133]，豈禁後世支壞者乎？”吾謂道希之言甚怪。語云：“伐國不問仁人”，倘仁人而欲言伐國，豈得謂舉世不當非仁人乎？
吾友化光者，呂溫也，李慈銘讀《古東周城銘》，而數八司馬之多才，〔其實呂不在八司馬之列。〕以此《銘》讀之者少，特全徵之：
文武受命，肇興西土，周公作洛，始會風雨。居中正本，拓統開祚，盛則駿奔，衰則夾輔。平王東遷，九鼎日輕，二伯[134]之後，時無義聲。大夫萇弘，言抗其傾，坐召諸侯，廓崇王城。雖微遠猷，實被令名，宜福而禍，何傷於明？立臣之本，委質定分，為仁不卜，臨義不問，無天無神，唯道是信。國危必扶，國威必振，求而不獲，乃以死殉。興亡治亂，在德非運，罪之違天，不可以訓。升墟覽古，慨焉遐憤，勒銘頹隅，以勸大順。
中所云“為仁不卜，臨義不問，無天無神，唯道是信”，化光眞不媿為子厚之友已。思黯，牛僧孺字，嘗作《頌忠》篇，以美萇弘，此人行輩遠在後，子厚徵引其少作以為己助云爾，然吾終疑“牛思黯”一語，後人羼入之，非出子厚之筆。
全謝山曰：“左氏喜言前知，故於萇弘之死，求其先兆而不可得，則以城成周當之，其說在《外傳》為尤詳，然可謂誣妄之至。假如其言，則是人臣當國事將去，必袖手旁觀，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，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，皆有天殃，宇宙更無可支柱之理。成敗論人之悖，一至於此，唐柳子厚、呂化光、牛思黯已非之矣。”見《鮚埼亭集·經史問答》卷四，謝山夙病泥古，此處頗能獨闢蹊徑，要自難得。
《非〈國語〉》凡六十七篇，茲著子厚表意之犖犖大者數義如右，餘類推。
宋、元人所作《非〈非國語〉》，吾未得見，今從《非〈國語〉》中考之，子厚亦非盡無可非。如《羵羊》條與《楛矢》條，子厚旣駁斥事之不可能有，而為之下一斷曰：“是必誣聖人矣”，但其下曰：“近世京兆杜濟穿井，獲土缶，中有狗焉，投之於河，化為龍”，此豈事之可能有哉？吾意《非〈國語〉》各條，有為後人增竄之筆，此類是也。又前《城成周》條：“其後牛思黯作《頌忠》”一語，疑亦為牛黨竄入，蓋思黯年輩彌晚，彼曾呈文於劉夢得而被揮斥，未必子厚獨賞之，且引其文以自證者。夫思黯之與化光，人非其倫，非其人而引其說，且提與執友等量齊觀，應為子厚所不為。
章學誠《丙辰劄記》載：“作《非〈非國語〉》者，宋劉章、江端禮、虞槃三家，許尙質有《稽亭山人漫筆》載之，不知何所本也？”按許尙質，學誠稱不知為何年人，所謂《非〈非國語〉》，諒學誠亦未得見。
袁子才攻詰《公羊》之非，謂子厚非《國語》，不如非《公羊》。〔見《隨園隨筆》卷一。〕夫人各有志，何能相強？《左》與《公》、《穀》，義如冰炭之不相入，子厚方掃於陸淳之門，以《〈春秋〉微指》為指歸，何能比蹤帖括小生，任擇一題為之？子才於此，殆科舉餘毒未清，因而蓬心未化也已。
《餘冬敘錄》云：“江端禮嘗病柳子厚《非〈國語〉》，而作《非〈非國語〉》，東坡見之曰：久有意為此書，不謂君先之也。又虞槃讀子厚《非〈國語〉》曰：《國語》誠可非，而柳說亦非也，於是著《非〈非國語〉》，槃不知端禮有書故耶？”《餘冬敘錄》，明人何孟春之作也，虞槃元人，鄙宗[135]謂宋人，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