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
子厚與老贊皇酬酢之迹，僅見於《集》中二啓，然終不可謂與牛、李絶緣，從而就其連誼，略加推闡，以冀窺見二憾之本來面目，未始無益。

曩閱李蓴客[70]日記，屢言唐之牛、李，李指宗閔，而非指德裕。近閱岑仲勉所為《隋唐史》册子，謂宋子京即有是言，其詳如下：

元和以後，標舉“牛李”一詞，牛指僧孺，自無待論，李則相沿以為指目德裕，或且推及其父吉甫。查《舊書·德裕傳》：“宗閔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，二憾相結，凡德裕之善者，皆斥之於外。太和四年十月，以德裕檢校兵部尙書，充成都尹及劍南西川節度使，……至是恨裴度援德裕，罷度相位，出為興元節度使，牛、李權赫於天下”，牛、李指前文二憾無疑。又《新書》一七四《贊》云：“僧孺、宗閔以方正敢言進，旣當國，反奮私昵黨，排擊所憎，是時權震天下，人指曰‘牛李’，非盜謂何？”是“牛李”一詞之初意，當時人原用以指斥僧孺、宗閔之結黨營私，五代時史官及宋祁，尚能知其眞義。無如牛黨之文人，好為讕言，施移花接木之計，將李字屬之德裕，形成牛、李對立，藉以減少僧孺之罪惡，後世不察小人之用心，遂至今而仍被其朦蔽。

右說切當，但牛、李之亂，在子厚沒後四十年，此當然一切與子厚無關。德裕之父吉甫，以年輩論，可能與子厚有交涉，但《集》中僅見泛泛酬應二札，而皆在子厚左官後，餘無踪迹可察。若牛思黯為元和初期之新進少年，似不可能前此即被子厚賞接，且子厚早經貶竄，從未發見與太牢別有牽連。又《非〈國語〉》，乃子厚明心見性[71]之作，何得妄引雛年他作以自瀆？以是《城成周》條插用牛銘[72]，謂非後人竄入之筆，大大可疑。或曰：思黯由韋執誼而登第，〔見李珏《牛僧孺碑》，及杜牧《僧孺誌》。〕原與王叔文派有連，當元和三年策試賢良，思黯與李宗閔攻擊宦寺，條對甚直，是思黯致身之始，固染有八司馬直諒風氣。然則當時子厚賞其文采，引為同志，因而將其《頌忠》一首，與呂化光之文字牽連共載，亦未可知，是說也，吾疑之。子厚獎勵後進，自是本懷，然遽遣與傳信示後之作，繳繞不清，子厚決不如是為之，試看與嚴厚輿、韋珩、杜溫夫、廖有方諸書，何等嚴正激切！那得應付思黯，竟如此之不相同？何以知其然也？曰：試援用子厚術語，是之謂不類。餘語別載他條，不具於此。

《捫蝨新話》有《辨牛李之黨》一條如下：

唐人指牛李之黨，謂牛僧孺、李德裕也，《新唐書》乃嫁其名於李宗閔曰：“人指為‘牛李’，非盜謂何？”雖欲為德裕諱，然非其實矣。德裕在海南，作《窮愁志論》、《周秦行記》，謂僧孺有不臣之志，且以“兩角犢子自顛狂”為牛氏之讖，不知兩角犢子，朱全忠姓也。德裕信賢，為與僧孺立敵，議論偏異，多如此類，悻悻之氣，至老不衰，謂非黨得乎？

陳善坐實“牛李”之“李”為德裕，譴責德裕之仇視僧孺，至死不變，以《周秦行記》至明之偽書，而並歸獄德裕以成其說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？何況朱全忠得勢，去德裕貶海南，將達五十年之久，德裕何從預知其姓氏之讖乎？獨《舊書·德裕傳》載：“貶潮州，雖蒼黃顛沛之中，猶留心著述，雜序數十篇，號曰《窮愁志》。”所謂《窮愁志論》，信有之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