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吾嘗論子厚非薄當時禮制，而迹之差顯明者，莫如《時令論》。所謂時令云者，蓋本諸《月令》，而《月令》有二：一見於《禮記》，一見於《呂氏春秋》，唐世由來恪遵舊文，未敢輕易。查草創《開元禮》時，王嵒請刪《禮記》，益以今事；集賢學士張說上言：“《禮記》不刊之書，不可改易，宜取貞觀、顯慶禮書，折衷異同，以為唐禮”，此往事然也。獨至《月令》，明皇自亂其例，篇次旣紊，文字復增，吾見朱竹垞[185]《〈石經月令〉跋》，曾太息此事云：

諸經垂世，《禮記》間雜秦、漢之文，然一入《小戴記》中，羣儒恪守其說，雖以天子之尊，大會講殿，議有異同，文無更易。《月令》自漢以來，篇居第五，本在《王制》之後，唐明皇乃命李林甫等刊定，冠諸四十九篇之首，旣亂其篇次，又增益其文。每月節分中氣，當不韋作《呂覽》時，懸之國門，人莫敢增損一字，豈意數百年後，有“弄麞”、“杖杜”不識字之李哥奴[186]，逢君之惡，肆行改竄，可謂無忌憚之尤者也。

竹垞之論，乃帖括家言，無關宏旨，然有一義可資印證，則《月令》也者，在唐世典禮中，實居首要地位，可能以增竄而愈見其重要。子厚鄙之，以《月令》當朝之禮，未便明肆謗議，因避《戴記》而專攻《呂紀》，凡窮異為神，引天為高之處，嚴予駁正，笵為上、下二論，以明微志而備因革云。哥奴，林甫小字，不識字，即謂《詩》“弄璋”[187]為“弄麞”、“杕杜”[188]為“杖杜”。

《時令論》表明數義：一、《戴記》雜秦、漢人語，猶有妄人左袒《呂紀》之為秦典，應不待論。二、以暴秦所為為聖人之作，顯屬謬妄。三、所謂《月令》措諸《禮》以為大法，說明此乃禮法問題，非禮革無從釐正。四、聖人之道，利人備事而止，苟合五事，妄配五行，是瞽史所為。五、飄風暴雨，何與人事？鼽嚏疥癘，豈是天災？如此窮異為神，引天為高，子厚指斥為妄，不啻三令五申。六、末云夏后周公之典逸矣，可見中國之舊禮教，不外暴秦餘毒。

右第五義最為嚴重，文中言郊廟百祀，古之遺典，不可以廢，此乃當官而行之語，不得不然。然觀子厚所為《監祭使壁記》鄭重申明之曰：“聖人之於祭祀，非必神之也，蓋亦附之教焉”，可見凡祭祀云者，咸包涵在“利人備事”四字之內，掃除一切迎神徼福之謬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