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
從來衡論韓、柳文者，莫不以子厚《封建論》為《韓集》所無，而子厚《段太尉逸事狀》，堪與退之《張中丞傳後序》相匹，不問論者屬於何派，上述意見，大抵從同，獨桐城家不謂然。姚姬傳《古文辭類纂》[9]，即捐子厚《逸事狀》不錄，黎蓴齋[10]《續纂》，於甄取《漢書·外戚傳》，綴數語於篇末曰：

司隸解光奏，〔案即舉發趙飛燕姊弟罪狀之奏。〕古雅絶倫，其所據即今世辦案口供也，然不易學，恐流入於僻，觀姚氏不錄柳子厚《段太尉逸事》，則知此中微旨矣。

此蓴齋發微之論也。從古文家，不為大臣立傳，以立傳為史官職守，私家不便干預，故子厚於段秀實，僅狀其逸事而已，曰逸事者，此外正史材料，別饒豐富可知，但如實言之，子厚此狀，都採入《新》、《舊書·本傳》，抹去逸事，秀實表明志節之行事絶少，由是而言，狀亦何僻之有？姚氏以“流入於僻”為藉口，至屏斥子厚一生僅有之較大述作，此其褊心謬見，究居何等？蓴齋揭明姚氏之說，同時將比子厚更僻之解光奏稿，顯於著錄，蓴齋私淑桐城，所見卻高一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