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蘭泉論作墓志

王蘭泉[164]是中清文盛時期博雅君子，所著《春融堂集》，不少篤實光輝可誦文字。《與沈果堂[165]論文》云：

使來，得所示論文書，明白深切，皆可法，而於墓志尤詳。邇者楊文叔[166]、蔣迪夫[167]相繼逝，於時能以古文鳴，蓋非先生莫屬也，某為此亦有年，竊謂墓志不宜妄作。志之作，與實錄、國史相表裏，惟其事業焯焯可稱述，及匹夫、匹婦為善於鄉，而當事不及聞，無由上史館者，乃志以詔來茲，以示其子孫，舍是則皆諛辭耳。蘇文忠公[168]不喜為墓志碑銘，惟富鄭公[169]、范蜀公[170]、司馬溫國公[171]、張文定公[172]數篇，其文感激豪宕，深厚宏博無涯涘，使頑者廉，懦者立，幾為韓、柳所不逮，無他，擇人而為之，不妄作故也，得其人矣，而行文之法又不可以不審。竊謂韓、歐、柳、蘇集為俗本所亂，如韓之《曹成王》、《劉統軍》[173]、《權文公碑》，皆神道也，而題不具書，柳惟志宗直殯，則直志爾，其《祕書郎姜君》、《襄陽丞趙君》、《主簿韓君》，皆有銘而不書銘，及韓之《考功盧君》[174]、《司法李君》[175]，皆無銘乃書墓志銘，其舛誤如是。至碣與碑同，宜有銘詞，而韓之《法曹張君》[176]、柳之《獨孤君》兩文，皆不著銘，《獨孤君碣》[177]末列友人名姓，與其《先侍御神道表》同例，蓋皆表也。表例無銘，而韓之《房使君鄭夫人殯表》，則用韻如銘，其他若《鄆州谿堂》，以序綴詩，《汴州東西水門》，以記綴詞，體製如此錯出者甚眾。今之學者，弗參互考訂，而潘氏《金石例》[178]、王氏《墓銘舉例》[179]等書，世亦不復傳習，是以雖號為能文詞者，每有作輒繆盭[180]不合於古。足下本經術為文，以迪後進，又所居松陵[181]，王寅旭[182]、潘稼堂[183]兩公遺澤未艾，必有好古能言之士出焉，誡其毋妄作，必程諸先民， 則文字復古不難也。方冬風寒，相見何時？惟千萬自愛，某再拜。

論墓志不宜妄作，卓有見地，惟論今之作者不合於古，未免拘泥過甚。蓋所謂古者何據？潘昂霄《金石例》，乃一切以韓、柳為準則耳，為問韓、柳作志時，所準則者伊何？倘韓、柳能自我作古，後有能文詞如二公，又何嘗不可別開蹊徑乎？要之作者在復古二字上，把持太緊，其他皆當行出色，時流不及。又與朱竹君[184]論韓碑不如蘇云：

昨於魚門[185]席上，論蘇文忠公撰行狀、神道、墓志雖不多，實大勝韓，足下深不謂然，發聲徵色，坐客至失箸，莫能措一語。僕旣歸酒醒，取《蘇集》中如《范蜀公》、《富鄭公》、《司馬溫國公》數文讀之，讀已復歎，歎已復讀，旣而且讀且泣，恨不生與同世，厠其門牆以親炙其言論風采也。及閱董晉、鄭餘慶行狀，如嚼蠟，如搖鞞鐸，毫無足感者，以此益自信，信蘇之工。凡文以傳人也，傳人以厲世也，故孟子曰：聖人百世之師，聞者莫不興起也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[186]，文必如之，然後可謂之文。今董、鄭諸人之狀具在也，能使人廉而立乎？能使人聞而奮起乎？以此益自信蘇勝於韓。足下必又曰：此非文之故，人之故也，則又不然。夫文以傳人，必人以重文，人不足重，勿作可也，且是時若宣公之篤棐[187]，晉國[188]之德望，西平[189]之忠烈，人足以重文者，豈尠也哉？釋此不為，乃惟鄭與董諸人之為，毋亦不量其人大小、輕重？謂曾受其辟，遽以文與之歟？抑謂次第其官爵勳伐，足以重吾文歟？抑利其諛墓之金，如劉叉所譏者[190]歟？無一而可也。足下謂韓勝者，蓋錮於前人之說，試檢《范蜀公》數文復之，亦必將累欷歎泣，信僕之論不謬爾。夫韓之古質、奇崛、厚重，根柢《六經》，為文忠所弗如，且如《書〈張中丞傳〉後》，悲壯激發，於司馬遷、班固勿啻也，何文忠之能比？若夫行狀、神道、墓志，文忠乃實勝韓，足下幸毋膠前說，某謹白。

文於韓不及蘇處，持論侃侃，使人難於駁倒，其論韓為諛墓金而作志，為百世師之匹夫透漏底藴，恐蘇聞之，當亦不安。至指出《鄭餘慶行狀》之如同嚼蠟，如搖鞞鐸，尤堪發笑，夫餘慶，子厚之先友也，當草《石背記》時，餘慶尚健在，子厚敢於振筆直書曰：

鄭餘慶，滎陽人，再為相，始天下皆以為長者，及為大官，名益少。

“名益少”三字，嚴如斧鉞。夫餘慶，亦起家於箠楚間一汜水薄耳[191]，子厚能指摘於生前，退之反揄揚於身後，子厚曾責退之不應不為史官，至此當自悔其失言，至董晉為退之奉事之主帥，諂諛更何待論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