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桐城、陽湖相與之誼，由陸祁孫[172]《〈七家文鈔〉序》所為闡發者，皎然可覩。《序》云：
嘗論賢人君子，其才分各有所優絀，而或挾一端以自引重，則荒江老屋之間，有薄卿相而不為者矣。夫文之為道，非所云一端者耶？然而廬陵[173]、眉山[174]、南豐[175]、新安[176]而後，歷金、元、明之久，廑得震川[177]、荊川[178]、遵巖[179]三家，欲求一人而四之，雖劉、王兩文成[180]，或且退然未敢自信，況其他哉？我朝自望溪方氏別裁諸偽體，一傳而為劉海峰，再傳而為姚惜抱，桐城一大縣耳，而有三君子接踵輝映其間，可謂盛矣。然世之沈溺於偽體者，固未嘗一日而息，朱梅崖[181]所處僻遠，彭秋士[182]年少，心孤口眾，徒能自守而已，有志之士所為嘅息也。吾常自荊川之歿，此道中絶，後有作者，復趨於歧途，以要一時之譽，乾隆間，錢伯坰魯斯親受業於海峰之門，時時誦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、張皋文，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、駢儷之學，專志以治古文。蓋皋文研精經傳，其學從源而及流，子居泛濫百家之言，其學由博而反約，二子之致力不同，而其文之澄然而清，秩然而有序，則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、荊川、遵巖，又上而求之廬陵、眉山、南豐、新安，如一轍也。夫君子之於學也，期與一世共明之，而非以為名也，非以為名，則自為之與他人為之，無以異也，以二君之才與識而治古文，實自魯斯發之，君子以為魯斯之於文也，賢於其自為也。嗟乎！魯斯、惜抱以老壽終，而子居、皋文齒猶未也，乃皆不幸溘逝，遺書雖盛行於世，學者猶未能傾心宗仰，每與薛玉堂[183]畫水言之，相顧浩歎。畫水因出其向所點定二子之文，又吳德旋仲倫所選梅崖、秋士文各十餘篇，益以桐城三集，以命繼輅，俾擇其尤雅者都為一編，曰《七家文鈔》，聊以便兩家子弟誦習云爾，非謂文之止於七家，與七家之文之盡於是編也。異時有志之士，效法而興起者日益眾，皇朝之文，將如班固所稱炳然與三代同風[184]，則雖以此書為乘韋之先[185]，吾知七君子者，必欣然樂之不以為忤也。
文中顯稱惲、張二子，夙為考據、駢儷之學，因錢魯斯而移其志以治古文，由是以知：二子之治古文，亦學成以後而偶有欣動，不惜轉移方嚮，遷就新趨而已，此其先入為主之深度幾何，不難懸揣而明，又其新趨之所成就，亦必羼有舊染慣習，亂流而出，無法自禁。據此，陽湖之與桐城，實質旣違，色彩迥異，從而標舉兩派之殊尤者，攢集一隅，方軌幷出，指天下學者而叮嚀焉曰：此別裁偽體，而古文之如出一轍者也，試問學者其誰信之？祁孫經同人之慫恿而草是序，亦姑視為乘韋之先，並謂文不止於七家，七家之文亦非盡於是編云爾，遽期學者傾心宗仰得乎？祁孫他日痛悔為人作序之濫，不禁嘅然見於言曰：“昔顧亭林深譏好為人序，余心善其言而不能從，違心徇人之作，不勝其多”，〔語見《盛子履[186]詩序》。〕此《〈七家文鈔〉序》云者，其亦在違心徇人之列也乎！
七家者，以桐城方、劉、姚三家，陽湖張、惲兩家為主，梅崖與秋士直附庸焉，他時討論，或逕單指五家，略朱、彭不言。姑無論七家也可，五家也可，而其褎然[187]居首者，要是望溪而不屬之他人，由是陽湖諸子究竟對望溪看法如何，應是清釐兩派連誼之最要關鍵。吾見祁孫《删定望溪先生文序》，有如下一段：
五家之文，方氏為之首，其言庶幾如孔子所云：有序而有物[188]矣，然溺宋學而詆漢儒，至言訾謷程、朱，類多絶世不祀[189]，甚哉方氏之陋也！夫以程、朱之賢，虛懷求道於生前，而伐異黨同，私為禍福於身後，吾恐方氏之誣罔，較之訾謷者而獲罪為尤甚也。且世之詆漢儒者，豈其情哉？漢儒實事求是，其學不能一蹴而至，惟空言性命，則旦夕可以自命為聖人之徒，故畏難者羣然趨之。以方氏之嗜學，固非其倫，然觀其頌《古文尙書》，解先天卦位，行文支離卑屈，異於他作，彼其心豈不知梅賾[190]之偽為，邵子[191]之妄作，顯然而無可置辨哉？徒以此二者，程、朱之所與，己不容有異同，不得已而為之辭，故一望而知其所窮也，則皆蔽之曰陋而已矣。
祁孫指斥方氏之陋如此，然則曩所謂：“望溪之文澄然而清，秩然而有序，上而求之震川、荊川、遵巖，更上而求之廬陵、眉山、南豐、新安，如出一轍”者，純屬違心徇人之論也乎？吾何敢知？
祁孫好以陋譏人，有時且進一步詆人狂悖，即昌黎亦不免。《合肥學舍札記》有一條云：
昌黎自言辨古書之誠偽，昭昭然如黑白分，而於宇文泰、蘇綽等所造之《石鼓文》[192]，獨心折不疑，至有“陋儒編詩不收入”[193]之語，陋儒者何人耶？文人之言狂悖，無有過於此者矣。
以狂悖文人指目昌黎，可謂大膽已極，陽湖對桐城，以及對桐城祖述之昌黎，肆口謾罵如是，談者仍以兩派相襲，倂作一談，抑何可笑？
祁孫又有《淝水蘭言錄序》，涉及昌黎者云：
蓋嘗論之：唐之文莫賢於韓愈氏，此後世之言也，若並世之人，則皆駭怪而非笑之。以公之天縱於文，豈復為流俗而搖動？然已不勝獨行無徒之感，下此心孤氣沮，為之不竟，以至於泯沒而無傳者，殆不知凡幾也。
後世文人之敢訕笑昌黎，漫無界域爾爾，殊屬罕見。祁孫又有《論玉谿生[194]詩》一絶云：“眼看河朔感淮西，我識韓《碑》是借題，苦憶聖皇兼聖相，不關文字重昌黎。”如此為韓《碑》翻案，蔑視昌黎，亦殊有趣。
王白田《雜著》一則云：“韓文公《〈科斗書〉後記》云：凡為文辭，宜略識字，其於科斗《孝經》、衛宏[195]《官書》，皆令進士賀拔恕寫之，而得其十四、五，余不能文辭，而於篆書亦多未之識，嘗誦韓公語而深媿焉。”〔《書李樹菴篆書後》。〕此白田在雍正末年所作論斷，至道光初年，相距不足百載，而陸祁孫發見昌黎不能辨晰宇文泰之偽書，大言非聖，被指目為狂悖。夫白田、祁孫，問學亦略相等耳，乃一則仰韓氏博古精能，如天與人之不相接，一則斥其忘己之陋，而以陋妄加古人，為無行文人之極惡範例。然則韓氏仍自不失為韓氏，而早晚時價不同如此，可見時間變易，價値相緣而有差池，王、陸兩公，徒自薦而為時會之象徵，渾難自主，有斷然而無疑者。
然則桐城、陽湖兩派，分野究在何處？曰：此可於祁孫《與趙懷玉書》中求之：
辱詢駢、散二體，大抵分作兩集，惟柳州以駢體次散體中，今仿其例，究以何者為是？夫文者，說經明道、抒寫性情之具也，特文不工，則三者皆無所附麗，故札記出而說經之文亡，語錄出而明道之文亡，何者？言之無文，則趨之者易也。旣已言之而文矣，江、鮑[196]、徐、庾，韓、柳、歐、王、蘇、曾，何必偏有所廢乎？治古文者，往往薄四六為不屑為，甚者斥為俳優侏儒之技，其入主出奴之見，亦猶考據、詞章兩家隱然如敵國，甚可笑也，大集出而吳、越一家矣，雖創為之可也。
此完全表現陽湖之異於桐城處。嘗論桐城之誹薄四六，殆由桐城無人深解四六，而陽湖能之之故。觀祁孫毅然將江、鮑、徐、庾，韓、柳、蘇、歐置之同一範疇，自來文壇無人敢倡此言，自來唐、宋文家，亦惟柳州堪稱〔去聲〕斯目。
李申耆[197]有《屈侃甫[198]〈享帚集鈔〉序》中一段曰：
古無古文之名，昌黎始發之，六代衰颯，昌黎振之也，其振之者，變其容貌顏色耳，辭氣未嘗有所易。後之為昌黎者日益衰，幷辭氣而易之，作意奮迅者，非暴則慢，率情舒寫者，非鄙則倍，遑問信否？亦何怪吾侃甫之力矯之以復古乎？侃甫之文，宗法東漢、西晉，非不欲上溯西漢也，自以才力非所及，而東漢、西晉，尙有軌轍可循，斤斤焉守之，下此則綺靡卑陋，非所屑矣。
舉世以宗韓為名，申耆亦自牽率而為是言，實則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者，亦於容貌顏色，稍加變換，而辭氣究未敢易，此雖名為尊韓，其實早將韓納入綺靡卑陋之範疇中，認為東漢、西晉之有軌轍可尋，了無斤斤學步價値。至下乎韓而變易辭氣，以致流入暴慢鄙倍，包括近日桐城在內，一往而不返者皆是，學者力圖矯枉，反指標所當戒愼恐懼而防其蹈襲，更何足論？申耆文中之本意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