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
子厚與退之論史官，在元和九年，而子厚得罪，則在憲宗即位之始，相距有十年之久。且退之在元和初固為史官，亦且從事撰次，所謂《順宗實錄》者，即赫然退之手筆也。《韓集》中有《進〈順宗皇帝實錄〉表狀》曰：

去八年十一月，臣在史職，監修李吉甫，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，云未周悉，令臣重修。臣與修撰、左拾遺沈傳師，直館京兆府、咸陽縣尉宇文籍等，共加採訪，幷尋檢詔勑，修成《順宗皇帝實錄》五卷，削去常事，著其繫於政者，比之舊錄，十益六、七，忠良姦佞，莫不備書，苟關於時，無所不錄。

所云“去八年十一月”，即元和八年十一月也，此距子厚作書與退之時絶近，中間所言忠良姦佞，姦佞指二王、八司馬甚明。退之於子厚交深，當掉筆斥為姦佞時，勢必口將言而囁嚅，彼云為史必嬰刑禍，暗示《實錄》上有幾許違心之論。顧子厚絶不以此為意，彼並未嘗以退之故使曲筆，存心怨懟，惟懇懇以退之不為史，史將更無可觀為言。元和元年八月壬午，史稱左降官韋執誼、韓泰、陳諫、柳宗元、劉禹錫、韓曄、凌準、程异等八人，縱逢恩赦，不在量移之限。此說明廷議之致恨於八司馬者，何等刻至！而此種怨毒，將不緣有明恕之史官如韓愈在職，輕減幾何，子厚豈不知之？由此可見：子厚為後世是非，而屬望於退之，絲毫未將己之榮辱進退，計算在內，諒哉子厚，而退之更不得不懷慚無已也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