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介甫輕韓

王介甫於退之屢加譏訕，曾有詩云：

紛紛易盡百年身，舉世無人識道眞，力去陳言誇末俗，可憐無補費精神。[48]

退之詩：“可憐無益費精神，有似黃金擲虛牝”[49]，介甫援用其語，反脣相稽，詩為刻意調侃之作益顯。陳無己[50]評此詩云：“荊公平生，文體數變，莫年詩益工，用意益苦，言固不可不謹也。”可見有人於介甫詩，意不甚謂然。李壁[51]註引南豐[52]語云：“介甫非前人盡，獨黃帝、孔子未見非耳。”介甫非人如此之多，實則不滿於退之者，究在何處，殊未易曉。詩中“識道眞”三字，可能是關目，正如朱晦菴詆退之所原之道，未見探討服行之效也。夫號稱原道，而言不顧行，行不顧言，非無補費精神而何？顧《宋史》介甫本傳：其論引朱熹一段議論，指安石汲汲以財利、兵革為先，躁迫強戾，流毒四海，則晦菴與南豐同攻一人，而所以為攻之隱，殆難一致。近代某大軍閥[53]左袒晦菴，《答劉孟容[54]書》云：“朱子譏韓、歐裂道與文為二物，而歐公《送徐無黨序》，亦以修之於身，施之於事，見之於言，分為三等，其意深慕立德之徒，而以功與言為不足貴，朱子豈忘此說？奚病之若是哉？”嘻！軍閥誤矣，為問如歐九言，晦菴豈能以退之為有德之人哉？晦菴而在，吾恐其一聞此說，將毀退之益甚。蓋眼中所見為諂諛、戲豫、放浪之人，德、功、言三等類型內，將可能無插足之餘地也。然則晦菴雖擯斥介甫，但於介甫誚讓退之之小詩，未必不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。曩引曾南豐言：介甫除黃帝、孔子外，幾無人不見非，吾意卻不盡然。即如與韓退之同時之柳子厚，《介甫集》中不論文若詩，都未見有肆意譏病之作也。以鄙見揣之，子厚不如退之儼然以道統自任，有舍我其誰之概，即有時興言及道，而必以人民為本，世用為鵠，對二帝、三王之尊仰，並無一定而不可移之權衡。而且永貞善政，於短短數月間，亦隱隱以財利、兵革為重，得時則行，奮不顧身，此其公爾忘私之精神，未始不足令介甫傾服。又王叔文輩擁戴病君，日暮途遠，改革能行一步，即算一步，因而呈露躁迫強戾之迹，在所難免，此左焉為晦菴所誚，即右焉應為介甫所欽。復次：宋室公然為八司馬辯寃者，以范希文為嚆矢，希文政治意嚮，無形中為新法開闢道路，其先後影響之間，固不能全無默契。由此言之，介甫顯處抑韓，暗中即導向揚柳之效，使介甫攬鏡窺形，陰躊躇而滿志，雅未可料，子固謂介甫無人不非，殆不其然。

介甫《讀〈柳傳〉》一文，首稱：“余觀八司馬者，皆天下之奇才也”，此已為子厚設定地步。其指八人“為叔文所誘，遂陷於不義”，此種與世俯仰之詞，即以介甫為人之廉與悍，議論猶不能不勉強隨俗。雖然如此，介甫此文要旨，非惟毫無毀及子厚之處，而於八人旣困之後，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，而名卒不廢，持以衡量當世君子，有初鮮終，無法自別於小人者，言下不勝太息之至。此其重視子厚，不許時人妄肆譏議，恰與己身他日隨意訕笑退之之態相反，南豐焉得謂介甫無人不非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