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此碑有兩義須加董理，一、十哲非夫子志，二、沙門居然講經，請分別疏列如下：
十哲者，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，言語：宰我、子貢，政事：冉有、季路，文學：子游、子夏也。名出《論語》[12]，碑文所謂“引科第”者是。〔引，一本作“異”，科第者，謂列為四科而次第之也。〕開元八年，敕改顏子等十哲為坐像，悉預配享，是十哲者，包括顏子在內，乃由令甲[13]立之者也。顧《碑》稱薛伯高之言曰：
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[14]，其後從於陳、蔡，亦各有號，〔按此指德行等四科名號。〕言出一時，非盡其徒也，于後失厥所謂，妄引科第，坐祀十人以為哲，豈夫子志哉？
此明明以夫子之志折令甲，唐固郡邑都得祀孔子，伯高務於道州一反令甲之所規。觀於夫子稱顏回為庶幾一語，可見自餘非盡其徒云者，當非欲否定其門籍，而祇如夫子稱“由也升堂，未入於室”[15]，以及“求也非吾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”[16]等等，意七十子非得如顏氏比，因不得坐祀以為哲也。[17]
子厚爰於其後折衷言之：
余按《月令》則曰：釋奠於先聖先師，國之故也，乃立夫子像，配以顏氏。
此又以國故為夫子之志進一解，蓋《月令》所訂，先於《春秋》，孔子、顏淵未生，而先聖、先師之名早立，當時文王世子所號先聖、先師者伊何？其則不遠。今立夫子像，配以顏氏，夫子聖也，而顏氏為師，無所減亦無所增，正與國故吻合無二。
其後宋子京修《新唐書》，於《歸崇敬傳》後作《贊》，引柳子厚此碑，增損其辭而為之斷曰：
道州刺史薛伯高，嘗謂夫子稱顏為庶幾，其從於陳、蔡者，亦各有號，出於一時，坐祀十人以為哲，豈夫子志哉？觀七十子之賢，未有加於十人，坐而祀之，始於開元，非特牽於一時之稱號。《記》[18]曰：“祭，有其舉之，莫敢廢也”，伯高之語，柳宗元志之於其書，必有辨其妄者。
此大大以伯高反令甲、柳子循國故為不然，由唐、宋以迄近今，子京之說確立，並歧配享與十哲而二之。顏子配享，則升曾子加於十哲，曾子配享，又升子張[19]加於十哲，久之，更增有若與朱子，號十二哲，一切與子厚此碑所阞舉不合。蓋自宋以經義試士，孔子之位愈高，泥古愈甚，與唐迥異，此其一。
其次為沙門講經，《碑》之言曰：
於是《春秋》師晉陵蔣堅、《易》師沙門凝
、〔音辟。〕助教某、學生某等來告，願刻金石，明夫子之道，及公之勤。
此以周密[20]《癸辛雜識》所紀一段詮之，較易明白。周之言曰：
唐世士大夫重浮圖，見之碑銘，多自稱弟子，此已可笑。柳子厚《道州文宣廟記》云：《春秋》師晉陵蔣堅、《易》師沙門凝安，〔按此作“凝安”，不作“凝
”，未得其說。〕有先聖之宮，而可使桑門橫經於講筵哉？此尤可笑者。然《樊川集》亦有《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》、《僧慧院除臨壇大德制》，[21]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為異也。
右桑門橫經云者，果何經也？推公謹之意，所橫者為佛經，姑不具論。而聖廟有沙門高踞講座，即所講為周、孔淨品，亦不得謚為不可笑。
要之子厚之撰是碑也，於壞功令、排十哲、引沙門、混儒釋，凡儒家所深切告誡而不敢犯者，子厚均不得辭其咎，吾嘗略求其故，可得而言。有唐法禁鬆弛，尊儒不篤，律無非聖無法之條，人有逃儒、歸儒之便，薛伯高、柳子厚所表見於郡邑廟碑者，當時固無所於礙。況就子厚個人言之，彼頌言聖人之道，不益世用，〔語見《與楊憑書》。〕眼底無曲阜一尊之卦影，掌中無六藝神聖之戒珠；其在他一面，主張浮屠之道，不應固拒，倘其言與《易》、《論語》合，雖聖人復生，亦不可得而斥。〔語見《送僧浩初序》。〕循斯以往，子厚撰碑如所云云，其誰曰不宜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