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汝登與朱竹君書
歙縣洪榜，字汝登，少與休寧戴震東原友善，乾隆三十五年，獻賦天津，召試授中書。東原所作《〈孟子〉字義疏證》，汝登以為功不在禹下，撰《東原行狀》，上書學士朱筠[101]竹君曰：
前者具狀戴先生行實，俾其遺孤中立，稽首閣下之門，求志其墓石。頃承面諭，以《狀》中所載《答彭進士書》[102]，可不必載，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聞，何圖更於程、朱之外，復有論說乎？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。榜聞命唯唯，惕於尊重，不敢有辭，退念閣下今為學者宗，非漫云爾者，其指大略有三：其一謂：程、朱大賢，立身、制行卓絶，其所立說，不得復有異同，疑於緣隙奮筆，加以詼嘲，奪彼與此。其一謂：經生貴有家法，漢學自漢，宋學自宋，今旣詳度數，精訓故，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，反述所短，以掩所長。其一或謂：儒生可勉而為，聖賢不可學而至，以彼矻矻稽古守殘，謂是淵淵聞道知德，曾無溢美，必有過辭。蓋閣下之旨，出於是三者，仰見閣下論學之嚴，制辭之愼。然恐閣下尙未盡察戴氏所以論述之心，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，使榜且得罪，不可以終無辭。夫戴氏《與彭進士書》，非難程、朱也，正陸、王之失耳；非正陸、王也，闢老、釋之邪說耳；非闢老、釋也，闢夫後之學者，實為老、釋而陽為儒書，援周、孔之言，入老、釋之教，以老、釋之似，亂周、孔之眞，而皆附於程、朱之學。閣下謂程、朱大賢，立身、制行卓絶，豈獨程、朱大賢，立身、制行卓絶，陸、王亦大賢，立身、制行卓絶，即老、釋亦大賢，立身、制行卓絶也。惟其如是，使後儒小生，閉口不敢道，寧疑周、孔，不敢疑程、朱，而其才智少過人者，則又附援程、朱以入老、釋。彼老、釋者，幸漢、唐之儒抵而排之矣，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排者，特老、釋之粗，而其精者，雖周、孔之微旨，不是過也。誠使老、釋之精者，雖周、孔不是過，則何以生於其心，發於其事，繆戾如彼哉？況周、孔之書具在，苟得其解，皆不可以強通，使程、朱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，知必急急然正之也。然則戴氏之書，非故為異同，非緣隙詼嘲，非欲奪彼與此，昭昭甚明矣。至謂治經之士，宜有家法，非為宋學，即為漢學；心性之說，賈、馬、服、鄭[103]所不詳，今為賈、馬、服、鄭之學者，亦不得詳。夫言性、言心，亦不自宋以後興也，周末諸子，及秦、漢間著書立說者多及之，其辭雖殊，其意究無大異，凡以勸學立教而已。惟老聃、莊周之書，乃有沖虛之說，眞宰之名，不寄於事，不由於學，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。魏、晉之間，此學盛興，而諸佛書流入中土，亦適於此時為盛。其書本淺妄無足道，而譯者雜以老、莊之旨，緣飾其說，大暢玄風，唐傅奕[104]曾言其事矣，然而未敢以入儒書也。至乎昌黎韓氏，力闢佛、老，作為《原道》等書，使學者昭然知二氏之非。而其時佛氏之說，入人旣深，則又有柳子厚之徒，謂韓氏所罪者其迹也，忿其外而遺其中，譬之知石而不知韞玉，彼其不可斥者，往往與《易》、《論語》合，不與孔子異道也。[105]此說一出，後之學者，往往執是說以求之《易》、《論語》，而所謂《易》、《論語》者，則又專用魏王氏[106]之《注》，與何氏[107]之《集解》，其人本深於老、釋，其說亦雜於二家，此則宜其有合也。歷唐之末，逮宋之初，此論紛紜固結而不可解，於是讀《易》、《論語》書者，或往往先從事於二氏，因即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者，以說《易》、《論語》之書，是以眉山蘇氏[108]作《〈六一居士集〉序》曰：新學以佛、老之似，亂周、孔之眞，識者憂之也。宋熙寧以後，此病日深，至於姚江王氏[109]之學行，則直以佛書釋《論》、《孟》矣，彼賈、馬、服、鄭當時，蓋無是弊。而今學者束髪受書，言理言道、言心言性之云，則皆《六經》、孔、孟之辭，而其所以為理道、心性之說者，往往雜乎老、釋之旨。使其說之果是，則將從而發明之矣，如其說之果非，則治經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，如使賈、馬、服、鄭生於是時，則亦不可以默而已也。前之二說，閣下苟詳察之，亦知戴氏之非私於其學，而榜之非私於戴氏矣。至於聞道之名，不輕以許人，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，如閣下以此為慮，此猶存後儒之見也。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，夫聖之不可至蓋在是矣，雖然，安可以自棄乎哉？若夫高談深遠者，謂之不知道，不言而躬行者，謂之未聞道，及夫治經訓者謂之儒林，明性道者謂之學道，此固戴氏所不道，而榜所望於閣下表揚之者亦不在是也。夫戴氏論性道，莫備於其論《孟子》之書，而所以名其書者，曰《〈孟子〉字義疏證》焉耳，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，訓故而已矣，度數而已矣。要之戴氏之學，其有功於《六經》、孔、孟之言甚大，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，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，必自戴氏始也，惟閣下裁察焉。
此一書關係絶大，乾隆朝尊韓抑柳之風，與此關鎖甚密。嘗論子厚尊經，同時於佛說之合於經者，相與尊之，此究有何罪過，而致遭人排詆如彼其烈哉？吾澄心思之，人之通過佛書而得經說，其效可使人不愛官，不爭能，樂山水而嗜閒安，至親炙經說者反不能，何也？曰：人輕經而尊佛也。人輕經而尊佛奈何？曰：佛說無所為而為之，其說如何？人信其為如何？立竿見影，其效立至，經則不然。蓋經者，有利祿之途開其先，人童而習，長而用，幸則拾級可至宰相，不幸往往窮餓以死，人視作敲門磚，或涉世工具，有利陽為寶愛，否則吐棄一文不値。於是人於經說，可能全部雒誦不遺一字，至叩其立身行己何若，無慮如風馬牛之渺不相及，佛與經招致人之信與不信，其差距有如此者。夫子厚當然異是，顧子厚雖異是，而敵黨每於人不尊經，不歸咎人與經之直接關連，而認作子厚尊佛之間接誘致，從而韓、柳異同之壁壘，愈久而裂痕愈大，乃至不可收拾。〔釗案：汝登書所謂魏王氏之注，乃王肅[110]也，肅為朗子，字子雍，善賈、馬之學，撰定朗所作《易傳》。何氏《集解》，謂何晏，晏字平叔，與夏侯玄競為清談，著有《〈論語〉集解》。〕
汝登此書，正是說明此一現象，惜其人病瘵，止於為顏淵增益三年之壽而夭[111]，自後此類打穿後壁、明白曉暢之文字，不少概見。逶迤復逶迤，馴至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九年，中國大革命成，國家有嶄新豎立公信之機會，而局面一變。
吾思之，吾重思之，天下之理，一而已矣，如得其一也，不論一為儒、為佛，為中、為西，而利祿之途截斷，工具之用掃清。內而身心性命，外而世用物宜，其間醞釀日日加深而不可割裂之連環，從而省識一國共守之約束而不可畔越。無形中人人覺有高於周、孔、程、朱之鉅人長德，朗朗然昭示的彀，初因薰習而得其安利，久乃膠結而成為儀型，如是則眞理出，公信立矣，區區韓、柳之爭，何足算哉！
光緖丁酉，吾年十六，得戴東原之《〈孟子〉字義疏證》，而酷嗜之，尤醉心於其言井田。不廑日諷誦之而已，而且手鈔一通，置於隨身枕函，漫遊歐美，甚久甚久而未之遺。今忽忽七十年矣，不料耄錄洪汝登書，不啻為東原《疏證》，作一死刑宣告，誠未料奇文欣賞、疑義與析之變換不測，一至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