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
全謝山有《河東柳氏遷吳考》一文，雖無甚重要，亦足稍資疏證，因錄存之：

柳柳州為吳人，見於本集與本傳，而蘇之志人物者鮮及焉；按本傳云：“柳宗元其先蓋河東人，後徙於吳”，此明文也。柳州作《先侍御府君神道表》云：“天寶末遇亂，奉德清君、夫人，〔德清君，侍御父察躬也，夫人，侍御母也，舊人皆誤連讀之，故本傳亦止云：奉母避亂。考柳州逮事王父，是時豈得奉母遺父？〕載家書隱王屋山，間行求食，亂有間，舉族如吳，居德清君之喪，服除，常吏部〔按此當指常袞[5]。〕命為太常博士，先君固曰：有尊老孤弱在吳，願為宣城令，三辭而後獲。”是侍御已定居於吳，柳州生於大曆九年，當在侍御為朔方推官、晉州參軍之時，其家於吳久矣。且不特家於吳，幷婚於吳：柳州為楊氏之壻，其作《楊郎中凝墓誌》云：“君與季弟凌同日生，不周月而孤，伯兄憑剪髪為童，家居於吳”，是楊氏之稱弘農，猶柳氏之稱河東，皆推原其族望，而實則皆吳人也。其作《亡妻弘農楊氏墓誌》云：“夫人三歲，依於外族，間在他國，凡十有三年，而二姓克合”，蓋柳與楊同居吳下，而柳州之婦鞠[6]於外家，故有“間在他國”之語。然竊嘗疑柳州再世居吳，而其《集》中未嘗有一語及於洞庭林屋之勝，韓吏部之《誌》、劉賓客之《祭文》亦不及焉，及夷考之，乃知柳州雖居吳，而在吳之日甚淺，大抵唐人之世宦者，多居京師，蓋當時不特有里第，兼有家廟，枝附葉連，久而重去，柳氏自河東之虞鄉，遷京兆之萬年，已累世矣，其少陵原之大墓，則高祖蘭州府君而下皆在焉。侍御雖挈家南轅，而柳州作《太夫人歸祔志》云：“宗元生四歲，居京西田廬中，先君在吳，家無書，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”，是柳州少日，固多居長安，侍御之總三司，自夔州再入朝，則又隨侍在長安，已而登進士，歷官至尙書郎，則又在長安。且柳州享年四十七歲，其自序曰：“長京師三十三年”，合之南竄十四年之數，已自相符，則中間不過偶一至吳，其《遊朝陽巖西亭》[7]詩云：“羈貫去江介，世仕尙函殽”，是明言居吳未久，而以世仕不能忘情於秦，南竄而後，詩文酬答，總惓惓[8]於鄠、杜之間，使其得再入朝，殆有挈其羣從西歸之意焉。然自柳州南竄，其子弟無復有居萬年者，其《答許京兆孟容書》：言“先墓所在，城南更無子弟，善和里宅，已三易主”，則其後柳州雖歸葬萬年，而子弟已即安於吳矣，不然，則柳氏在吳，祗可以言寓公，本傳不得竟斷之曰徙吳也。唐人最重舊籍，故雖數世之後，必行歸葬之禮，不得以此而疑柳氏之非吳產也，宋人作《柳州年譜》[9]，於其居吳顛末不詳，而蘇人亦莫之考，吾故表而出之。

謝山此文，在證明子厚之為吳產，而事實恰恰相反。蓋戶籍不論中外，大抵不外屬人、屬地二義，而中國則從古專主屬人，故柳氏隨地所之，仍號河東，楊氏隨地所之，仍號弘農也。即退一步舍人而從地，而子厚乃並不產於吳，據謝山考證，子厚生於大曆九年，適當乃父為朔方推官、晉州參軍之時，則子厚實誕生於父之任地或長安，可以推見，況依子厚自序，長京師三十三年，則產地在京師，更可斷言。由是柳氏之在吳者，廑止於避天寶之亂一個時代，謝山斤斤於寓公與徙吳之別，夫天下寧有避地而必顯稱寓公者？謝山此辯，直是騃語[10]。又子厚單傳，終鮮兄弟，二姊適人，隨夫在外，歿時子周六纔四歲，周七遺腹未生，是子厚本支，殆無一人留吳。當侍御初徙時，是否挈其羣從子姪同去，尙待詳考，謝山遽假定子厚還朝，有意提攜羣從西歸，憑藉幻想，何足論古？謝山浙人也，為江南文化張目，竟鰓鰓[11]代吳人爭一柳子厚，濫費如此宂長筆墨，抑何可笑！

《援鶉堂筆記》評韓文云：

《柳子厚墓誌銘》：“七世祖慶，為拓跋魏侍中，封濟陰公，曾伯祖奭，為唐宰相”，按柳慶仕終於宇文，又不為侍中，封平齊公，《周書·本傳》可考；封濟陰公者，乃子厚六世祖旦，慶之子也。其封濟陰公見《柳集》，《隋書·旦傳》不載，柳奭為子厚高伯祖，宋文安禮[12]已言之。

子厚世族不明，如右例者不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