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韓、柳二公學術之異，觀於各對揚雄氏所持態度而得論定。韓之言曰：“孔子之徒沒，尊聖人者孟氏而已，晚得揚雄書，益尊信孟氏，因雄書而孟氏益尊，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！”此韓氏因讀《荀》而發為是論，論末又云：“孟氏醇乎醇者也，荀與揚大醇而小疵”[128]，韓之尊揚如是。
《子厚集》中，不見有一語涉及揚，其《與韋中立論師道書》，開出所當致力之古籍一通，中有荀而無揚，漢人除司馬遷外，不及他氏。《報袁君陳避師名書》，所舉經外應須采取之辭，有《國語》、莊周、屈原而漏列雄。倘退之易地而處，就讀《荀》之意氣推之，其將上而孟、揚，下而荀、揚，揚之必得有人與之方軌並進，了無疑義，而子厚持態則大異乎是。
依上所論，世傳揚子《法言》，有子厚作注，與晉之李軌、宋之司馬光等，相並為五臣，事乃大大可疑。姑試考之：
揚子《法言》，相傳有五臣注，五臣者，晉祠部郎中李軌，唐柳州刺史柳宗元，宋著作佐郎、知尤溪縣事宋咸，司封員外郎吳祕，及涑水司馬光也。宋咸序此書曰：“西京博士毛萇傳《詩》，頗號太略，……《法言》凡有十三篇，東晉李軌雖為之注，然愈略於毛公之為，唐柳宗元刪定，雖釋二、三，而不能盡補其亡誤。”咸進呈是書，復撰表一通，中有云：“《法言》準夫《論語》，文高而絶，義祕而淵，雖李郁亭解之於前，柳宗元裁之於後，然多疏略，猶或誤遺。”司馬君實加注後，復作序曰：“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為之注，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闕。……故著作佐郎宋咸，司封員外郎吳祕，皆嘗注《法言》，光少好此書，研精竭慮，歷年已多。”五臣之從事筆削，大概如右。及考各注排刊次第，則李軌注列在最前，不稱名，次柳州，稱“宗元曰”，次宋咸，稱“咸曰”，次吳祕，稱“祕曰”，又次司馬光，稱“光曰”，即所標《新纂門目五臣音注》也。惟通查十三篇中，所採稱“宗元曰”之注，止於四條。如下：
一、如將復駕其所說，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。〔《學行》篇〕
宗元曰：金口木舌，鐸也，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。
二、熒魂曠枯，糟莩曠沈，擿埴索塗，冥行而已矣。〔《修身》篇〕
宗元曰：熒，明也，熒魂，司目之用者也。“糟”當為“精”，莩如葭莩之莩，目精之表也。言魂之熒明，曠久則枯，精之輕浮，曠久則沈，不目日月，目之用廢矣，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矣。
祕曰：熒，光也，熒魂，神光。精莩，精之白也，故本“精”作“糟”。柳宗元曰：“糟”當為“精”，言盲矇之患。神光久曠則枯，目精久曠則沈，於是以杖擿地而求路，冥冥然行矣。張晏云：莩者，葭之白皮，埴，地也。
三、周公以來，未有漢公之懿也，勤勞則過於阿衡。〔《孝至》篇〕
宗元曰：阿衡之事，不可過也，過則反。
四、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，其庶矣乎！〔《孝至》篇〕
宗元曰：揚子極陰陽之數，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。
所注數量如此之少，內容復無甚精義可言，吾揣子厚原無意詮釋本書，或補苴他注。不知宋人從何處蒐討，得來一、二賸義，爰附益以為號召，成此宂書。比之《文選》六臣[129]，何啻小巫大巫之別？子厚之靈有知，亦安禁“一鬨之市不勝異意”之歎哉？〔按《法言·學行》篇云：一鬨之市，不勝異意焉，一卷之書，不勝異說焉。〕
尋“駕孔子之說”五字，即明見於《送易師楊君序》，其他從本集摘取飣餖[130]，似均不難成此四條。文人作偽，亦何所不至？吾終不信子厚願注《法言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