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

馮山公[7]〔景〕有《讀柳子》一首云：

予嘗讀《唐書》，觀王叔文之黨所謂八司馬者，皆天下才子也，而陸淳、劉禹錫、柳宗元為冠，柳子之才尤奇，其位最顯、名最下者，韋執誼耳。韋之才不及柳遠甚，特以早附叔文，最先引用，居相位，後迫公議，時時有異同，遂與叔文敵讐，彼執誼且然，則柳子之不為黨人用，斷可知也，令以柳子之才，肯附叔文，同中書平章事，豈足道哉？史第言八司馬為黨，卒無一事，可實著其黨之罪以斥劉、柳者，柳子旣以黨得罪，尙欲以柳易播，是其同道為朋，不以黨為諱也。且夫叔文固小人，然素自愛，其過在專權自用，欲誅宦官，強公室，反為所勝被禍耳，亦無他殃民誤國之罪。觀《順宗實錄》，如罷宮市、貶李實、停月進、出宮女、禁五坊小兒、遣教坊女妓、焚容州所進毒藥、委常參官各舉所知，及敍用姜公輔、蘇弁、鄭餘慶、陸贄、陽城於貶所，史皆稱其人情大悅。而叔文侍東宮時，自言讀書知理道，乘間常言人間疾苦，順宗將大論宮市事，叔文說中上意，則其人機辯，亦非無深識遠慮者可比，因言某可為將，某可為相，幸異日用之，然則劉、柳無求於叔文，而叔文引劉、柳以自重，此則情之所有也，奈何後世君子不察，遽斥為黨哉？漢楚王英謀逆，陰疏天下名士，顯宗得其錄，繫治數千人，如尹興、陸續、梁宏、駟勳輩之所連及，率一切陷入，無敢以情恕者，凡僉壬[8]將大有為，必陰疏天下名士以自助，事敗而及焉，所謂楚國亡猨，禍延林木[9]者也。幸當時大賢如陽亢宗、陸敬輿，皆未聞詔而卒於貶所耳，設為引用，亦誅二公為黨人否？在當日有所拘忌，不得不深排而力詆之，今已千載猶爾耶？宋子京作《柳子厚傳》，言衆畏其才高，懲艾[10]復進，故無用力者，今讀貶永州後與人諸書，旣不文過，又嘗自訟，此君子引咎傷痛之詞則然，而後世且據以為口實，嗚乎！小人論古無識，亦見其好議論，不樂成人之美如此也。今其文自有千古，學者果平心易氣，讀其書又觀其行事，沒且為明神，而生肯為姦黨哉？

山公此文，用意自正，惜乎所謂“有所拘忌、深排力詆”之餘毒，千載以下，猶未滌蕩以盡，文乃糾纏迷復，氣不得通也。為問叔文之黨，八司馬外，尙有何人？夫八司馬者，山公認是天下才子者也，又問叔文之黨，天下才子之外，尙有不才子何人？依史實觀之，叔文即八司馬，八司馬即叔文，彼輩並不自承有何區別，山公必從而二之，一面竪叔文曰黨，一面提高柳子，謂柳子斷不為黨人用，於是麻本直也，山公以棼治之，直安可得？柳子有知，讀斯文豈不發噱？又山公先斷定叔文為小人，然後依以立論，卒之所資論證諸史迹，即古今第一流君子，亦未必優為之，此自語相違之誖，抑何可笑？觀於篇末謂人好議論，不樂成人之美，復以“小人”二字，歸諸論古無識之徒，語無的標，自相瞀亂，何山公胸中擾擾焉小人之多乃爾？至篇中以楚王英謀逆，陰疏名士為比，尤為儗不於倫，不足疏辯。尋山公“行高學博，困諸生，貧病以歿，文章繼韓、柳，炳耀天下”，此依其子壻楊儐所為《墓表》，如是措詞，實則拘墟老儒，學不開展，其《解舂集》，取《易林》[11]中“解我胸舂”一語為名，文凡百餘篇，類瑣瑣無大要義，賴其外孫盧文弨[12]標榜有聲，以康熙五十四年六月，卒於錢唐，如《讀柳子》者，固為《集》中錚錚者已。又山公別刊所輯雜著，取王仲任[13]燔餘幸存意[14]，名曰《幸草》，余未及讀。

近見定海黃式三[15]《讀柳子厚集》一文，中有“柳子受羈於王叔文，近馮山公辯之甚詳”二語，則大詫，既不憶山公所為辯，復不敢斷定山公文曾否入目？亟發《解舂集文鈔》核之，得其文，即就所感略下論斷如左，越日，余自發見舊右稿，兩相比勘，余思系中不免稍有動盪，因併存焉，並誌余“神志荒耗，前後遺忘”，如柳子向許公所自白云。

文之主旨，在辯柳子不為黨，此自高著眼論柳子。尋柳子《寄許孟容書》，稱其志在共立仁義，裨教化，共之云者，即展示事非一人所得為，非若而人拔茅連茹，同升諸朝，將不足以舉其實而善其後，此理之無可逃，而亦事之無可諱。於是同一書中，一則曰：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”，再則曰：“宗元於衆黨人中，罪狀最甚”，於斯而指子厚與叔文為黨，以致同罪貶死，子厚決不以其言為過當，從而追悔其濫交匪人，斷可識也。山公斤斤致辯於子厚之“不為黨人用”，恍若責出門者之不由戶，而必如崑崙奴之出入一品室[16]也，不亦外乎？獨山公謂劉、柳得罪，而直無一事可實其罪，又當日拘忌，不得不深排而力詆之，此似觸着癢處，而惜無麻姑手爪，相與爬搔以出之。嘗試論之：子厚《寄孟容書》，自承“蹈不測之罪”，夫無罪與不測，其間距離何許？諒無人推測得到，而在當時，柳、許二人之間，定能默喻而莫逆，山公所謂拘忌，斷推此種，豈千載下猶無人能發覆耶？至山公詆叔文為小人，韋執誼位最顯，名最下，凡此應皆子厚所不樂聞，然此小節，不足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