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
昌黎文起八代之衰，為千百年來文家聚訟之點，或曰：八代之文未衰，或曰：昌黎輩所為古文，且不得謂之為文，持後說者，清阮芸臺[151]其尤也。彼《集》中《書梁昭明太子〈文選序〉後》，最能說明此一派所持宗旨：

昭明所選，名之曰文，蓋必文而後選也，非文則不選也。經也、子也、史也，皆不可專名之為文也，故昭明《〈文選〉序》後三段，特明其不選之故，必沈思翰藻，始名之為文，始以入選也。或曰：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為文，於古有徵乎？曰：事當求其始，凡以言語著之簡策，不必以文為本者，皆經也、子也、史也，言必有文，專名之曰文者，自孔子《易·文言》始，實為萬世文章之祖。此篇奇偶相生，音韻相和，如青白之成文，如《咸》、《韶》[152]之合節，非清言質說者比也，非振筆縱書者比也，非佶屈澀語者比也，是故昭明以為經也、子也、史也，非可專名之為文也，專名為文，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。自齊、梁以後，溺於聲律，彥和《雕龍》，漸開四六之體，至唐而四六更卑，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，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。自唐宋韓、蘇諸大家，以奇偶相生之文，為八代之衰而矯之，於是昭明所不選者，反皆為諸家所取，故其所著者，非經即子，非子即史，求其合於昭明《序》所謂文者鮮矣，合於班孟堅《〈兩都賦〉序》所謂文章者更鮮矣。其不合之處，蓋分於奇偶之間，經、子、史多奇而少偶，故唐、宋八家不尙偶，《文選》多偶而少奇，故昭明不尙奇。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，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，一篇之中，偶句凡四十有八，韻語凡三十有五，豈可以為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？況班孟堅《〈兩都賦〉序》及諸漢文，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？《〈兩都賦〉序》白麟、神雀二比，言語、公卿二比，即開明人八比之先路，明人號唐、宋八家為古文者，為其別於四書文也，為其別於駢偶文也。然四書文之體，皆以比偶成文，〔《明史·選舉志》曰：四子書命題，代古人語氣，體用排偶，謂之八股。〕不比不行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。且洪武、永樂時，四書文甚短，兩比四句，即宋四六之流派，宏治、正德以後，氣機始暢，篇幅始長，筆近八家，便於摹取，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於前也，是四書排偶之文，眞乃上接唐、宋四六，為一派為文之正統也。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，當名之為何？曰：凡說經講學，皆經派也，傳志記事，皆史派也，立意為宗，皆子派也，惟沈思翰藻，乃可名之為文也，非文者尙不可名為文，況名之曰古文乎？或問曰：子之所言，偏執己見，謬託古籍，此篇《書後》，自居何等？曰：言之無文，子派雜家而已。

繼此之後，芸臺又有與友人論古文一書，旨趣相同。所謂友人，不知為誰。以勢揣之，大概是杭州詁經精舍高材生之一，因芸臺辭闢古文，兼及時藝，恐妨該生進取，故特不著其名，然芸臺之論實精到，因並錄之：

讀足下之文，精微峻潔，具有淵源，甚善甚善，顧蒙來問，謹陳陋識焉。元謂古人於籀史奇字，始稱古文，至於屬辭成篇，則曰文章，故班孟堅曰：武、宣之世，崇禮官，考文章，又曰：雍容揄揚，著於後嗣，大漢之文章，炳焉與三代同風。是故兩漢文章，著於班、范，體制和正，氣息淵雅，不為激音，不為客氣，若云後代之文，有能盛於兩漢者，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。近代古文名家，徒為科名時藝之累，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，始競趨之，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，誦之、擬之，淄、澠[153]不能同其味，宮、徵不能壹其聲，體氣各殊，弗可強已。若謂前人拙樸，不及後人，反覆思之，亦未敢以為然也。夫勢窮者必變，情弊者務新，文家矯厲，每求相勝，其間轉變，實在昌黎，昌黎之文，矯《文選》之流弊而已。昭明《〈選〉序》，體例甚明，後人讀之，苦不加意。《〈選〉序》之法，於經、史、子三家不加甄錄，為其以立意、紀事為本，非沈思翰藻之比也。今之為古文者，以彼所棄，為我所取，立意之外，惟有紀事，是乃子、史正流，終與文章有別，千年墜緖，無人敢言，偶一論之，聞者掩耳，非聰穎特達、深思好問如足下者，元未嘗少為指畫也。嗚呼！修塗具在，源委遠分，古人可作，誰與歸歟？惟足下審之。

吾嘗怪今人為文，胡乃必標古文之名？誠以文章與時代相關聯，古人不能為今人之文，猶之今人不能為古人之文，文倘古也，今人勢不能解，為之胡益？然世儒必將今人能解之文，號曰古文，或曰古文辭，悖謬殊甚。夫韓退之亦能為唐文而已，故所為文，都選入《唐文粹》中，此猶謂八代人能為八代之文，各擅勝場，兩不相涉，蘇子瞻必謂韓文起八代之衰，此其褊心狹義，至可訕笑。阮芸臺謂近代古文名家，徒為科名時藝之累，此當然指桐城方苞一派而言，然時藝實肇於北宋，子瞻諒亦不能脫離環境，不為所累。要之芸臺論文，確有見地，惟謂退之“矯《文選》之流弊”一語，去子瞻“起八代之衰”，仍不過五十步百步之差。蓋退之騖為唐人能解之文而已，而《進學解》則又超過此域，進入八代，必以古文辭名之，乃明代選家如茅坤等之陋言，誠不足為典要。方望溪不喜班孟堅與柳子厚，可證子厚能為班文，衝破以時藝家盜襲古文者之壁壘，文章大事，千古難知，為之擲筆一歎。

時藝者，八比也，比之云者，乃大段儷語相配成文，以體質言，應與《選》學近，而所謂古文家者惡之，輒立清規戒律，舍偶取奇。如方望溪之徒，原合時藝、古文為一手，而公然在此一奇偶之矛盾中，循牆而走，無從衝破而使之統一，此誠吾國文壇之一絶怪現象。或曰：望溪拙於韻文，初入京時，曾袖詩稿謁汪鈍翁[154]，鈍翁笑曰：足下最好勿再作詩，望溪大恨，而竟終其身不敢以詩出手，致損文譽，是望溪於文，有其天然缺陷，無法彌補，乃不恤妄樹古文壁壘，貽誤後學，同時己與乃兄百川，以八比執科第牛耳，持矛陷盾，洋洋得意而不以為恥。吾生也晚，恨不及與芸臺一核論之，芸臺曾言：“學者身處近代，遙隔前徽，享其所素習，屏其所未知，執以一端，蔽夫眾體，何其陋也！〔見《阮集·舊言堂集後序》。〕”斯誠通人之言，可作桐城家棒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