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李愛伯推崇柳文甚至，同治七年戊辰三月二十一日記云：

閱柳文：子厚謫永州時，年僅三十三，其所表見已卓然。及在永五年，《與蕭翰林俛書》有云：“人生少得六、七十者，今已三十七矣，長〔上聲〕來覺日月益促，歲歲更甚，大都不過數十寒暑，則無此身矣。”又《與李翰林建書》有云：“假令病盡，己身復壯，悠悠人世，不過為三十年客耳，前過三十七年，與瞬息無異，後所得者，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。”其言悽愴，讀之酸鼻，然子厚後僅十年而歿，壽止四十七，而文章行業，照耀千古，迄今如未死者。以視僕之年已四十，文筆歌詩，自亦不在人後，而皓首場屋，入貲為郎，聲稱泯然，無一可恃，百病迭攻，奄奄視息，身雖拘於編氓，魂已遊於岱嶽，不又重可悲耶？

從來文士讀古文辭之切至者，往往引與作者合而為一，視作者之舉止動靜，一若己身之舉止動靜，觀越縵之於子厚，所感確乎如是，唯吾亦然。吾年十三、四，勤於記誦，則偏嗜子厚文，一切取子厚所歷，衡量自己。子厚被貶後，常患痞疾，與友人書，恆以不壽為憂，而吾七歲入塾，以塾師嚴酷，不期得自洩症，體以是積虛成癆，艱於發育矣。子厚年四十七歲而歿，吾早年每以謂：將不可能達到四十七歲，越縵寫此文時，年正四十，深以文章、行業不及子厚為恨。子厚預計自身，可能於三十七歲後，再作三、四十年客，卒之廑展十年而歿，越縵壽較子厚稍長，寫就此文，更歷二十餘年，天年方終。吾則以積弱無對之躬，徼無可預期之福，四十七初度已過，更越三十餘年，猶忝存於人間世，可恥可歎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