桐城派與柳子厚

自方望溪毀柳，其徒相與唱和，論低昂雖不一，大意則幾於一致，此稍與桐城相習者類能言之。如管異之爲《〈方植之文集〉序》曰：“自周之衰，士大夫舍本逐末，諸子百家，創說著書，其言虛僞龐雜，文辭工而多失立言之旨，秦、漢以降，士益專力爲文，而猶託於立言者，荀、揚、韓、李是也。”此不作“韓柳”而另言“韓李”者，則全重復其師之語言，及以李代柳之故智也。至植之《書〈法言〉後》，又變換一種口吻：“或曰：揚子成《太玄》，桓譚以爲後世復有子雲者，必能好之，及宋司馬溫公，果篤嗜其書，意者其奧而世鮮知耶？余曰：不然，夫孟、荀、揚、韓雖並稱，然孟氏之道，班於聖人，今讀其書充然沛然，高下曲折，涵天地而無極，指事而無不盡焉，曷嘗待於入黃泉，出青天，若揚子之所爲耶？”此自排柳之說張，而世有異議，桐城諸子，感覺到李之學與識，俱不足以抵柳，不得不爲抽板換底之計，將李與柳於下面削去，而別奉一高不可攀之孟子，取岧嶤[31]太華之尊，籠罩於上以資鎭攝。吾揣植之當時懷想爾爾，而大勢所趨，仍不如植之所期，梅伯言始出爲折衷之論，作《〈淮南子〉書後》如下：

《淮南子》剽竊曼衍，與安所爲文不類，然自《呂氏春秋》外，存古書者莫多是書，非東漢人爲之決也。惟《天文訓》所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則四分歷[32]章帝始行之，其二十四氣，亦與東漢更定者同，豈亦有後人附益者與？孔子曰：信而好古[33]，豈不以非信之難，能辨其爲古者難歟？昔柳子厚謂《列子》書質直，少爲作，《莊子》多本之。夫《列子》，剽《莊子》者耳，其書非《莊子》及諸子書所有者，文氣皆甚卑，不類周、秦時文，而以爲《莊子》之所從出，疏矣。樸學之士，好是古而非今，不能通知文字升降之源，不根者攬其詞，昧沒其終始。子厚固非二者之可倫比，其言《鶡冠子》剽賈誼賦入其書，信當矣，而顧失之於《列子》何哉？

此對子厚取不抗不卑之勢，有所駁同時有所與，可使左袒者不怨，深惡者亦暫無言。馴至有楚人[34]出，巧爲《聖哲畫像記》，將韓、柳平列，以息浮議，而吾三百年來之文壇大浸，始得即於平流而告安瀾。自一九四九後，嚴幾道之闢韓論大張，所謂“民不出粟米麻絲、作器皿、通貨財、以事其上則誅”之忘本妄議，人人得而申罪致討。此又是一種局面，今五尺童子所深喩勿疑，即不多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