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

方、李之爭，馬平王拯[61]曾有意於平議。道光二十二年壬寅，曾以書與人云：

……比出門，稍見當時賢豪者之所為文，或博辯而多詭雜，或澹泊而實空疏，或俗俚之見，未去於胸，則其言恆弇鄙而背道，求其趨向之正，莫與方氏比者。獨惜其規軸微隘，而文采弗彰，未能兼采古人，如老、莊、韓、列、孫、吳、鼂、賈之眾長，以彈壓一世高才博學之士，使之慴伏，不敢妄訾。此其未竟之緖，有賢哲者衍而充之，去其隘以即於宏，使天下長短巨細、奇邪魁特之眾材，咸樂就吾之逕途，而壹出於正，此為功於聖賢立言之道甚鉅，所日企之而未見也。所示臨川李氏[62]駁方氏說，良有所見，乃僕以為此方氏文微疵耳，豈得以寸朽而棄連抱之木乎哉？夫信耳而疑目，榮古而虐今，此俗儒懵識者所為，足下聞李氏之片說，未及究方氏之全書，不宜輕聽而偏向也。方氏之文，省“桐城”為“桐”，與僕前日所論劉氏文稱喪父為失怙者猶有間，蓋稱桐城以“桐”，猶《尙書》稱呂梁曰“梁”，狐岐曰“岐”耳。李氏言縣以“桐”名者五，桐城不得稱“桐”，則九州旣有梁州，呂梁何以稱“梁”？徒省文，而於文之本體無所大壞，此蓋弊之小者，若劉氏之文，稱喪父為“失怙”，此魏、晉以下辭賦之士妃青配白[63]者之所為，例是為之，取妻不且云“媒得”，生子不且云“康祀”耶？夫文章不究其論說之是非，而徒斤斤於單詞隻義之間，以區為純駁，已遺其本而操其末矣，而況所指摘又未必然耶？……是故羣經，本末具者也，管、荀、韓、商、莊、列、孫、吳，異本而同末者也，左丘明、司馬遷之徒，輕本而重末者也，賈誼、劉向、董仲舒、韓愈、歐陽修、曾鞏、周敦頤之倫，持本以齊末者也，馬融、鄭玄、賈逵、孔穎達，循末以求本者也，司馬相如、枚皋[64]、班固、張衡，逐末而遺本者也。異本而同末者，雄豪以自逞，其弊偏僻而即於詭邪，輕本而重末者，敍述以為工，其弊恣肆而放於夸誕。持本以齊末者，其庶乎道矣，乃其末流，則又不免於雷同剿說之患。循末以求本者覈，久且繁稱而忘實，逐末以遺本者華，又將放浪以飾虛。翺翔乎文藝之圃，游戲乎淹雅之林，若魏、晉以下至於唐、宋之人，其間豈盡無本？而末之太甚，本則掩焉，君子弗尙。有明文事益衰，當時一、二巨手，倡為詭僻汙墁[65]之作，號稱復古，自命一世，本旣亡而末微矣。當時如歸熙甫氏所為，於道本末皆有所得，歸氏之亡，三百餘年而方氏興，雖其文弗如歸氏之大成，而志則大焉。思推其本以治其末，為之而有所未竟，有力者當張之以繼其志，正未知其能焉否耳？詎可以他人之片言，行文之一字，而遂慢之耶？ ……夫名高者忌眾，方氏晚達有重名，好招集人士，故齮齕者多，而為人薄行有儁才，為文好蕩軼者，尤首訾之，足下萬萬無是，因辯說及之也，輒肆妄言，惟察不宣。

王定甫起於偏隅，有幸洊[66]入壇場[67]，獲與近代中原文士，或上下其議論，或遙接其謦欬[68]，宜多見所長，而少見所短。獨對方望溪，惜彼“規軸隘而文采弗彰”，此仍與一味盲從、失於擇別一流異趣。書中所提劉氏，當指海峯，夫師之所就，業已不滿繩尺，何況膚闊之弟子如劉氏者耶？惟如李巨來，規模廣大，氣概雄渾，雖駁斥省“桐城”為“桐”，微嫌狹隘，然持與望溪相較，距離何止上下牀之別？尋巨來不滿於望溪，旨在大者、遠者，單言片辭，特一時藉口而已，定甫亦審為此遺本操末之誤，顧何以漫無分析，遽將“薄行”及“好蕩軼”等語，妄詆訾人，得毋定甫竟自厠於名高忌眾之忌者行列也耶？定甫晚年，以事與江蘇巡撫薛煥互訐，卒使定甫自承嗜好深以致左官，然則“薄行”、“好蕩軼”云云，人詆為夫子自道，定甫其將何辭以對耶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