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

《非〈國語〉》者，子厚體物見志之作也，凡子厚讀古書，以“世用”二字為之標準，絶非為好古而漫為讀，此旨在《答武陵》一書中，已明言之，所謂“以輔時及物為道”者也。子厚《非〈國語〉》脫稿後，再三與其友往復馳辨，其為自重其書，認為必垂於後無疑。嘗論以文字言，《非〈國語〉》在《柳集》中，固非極要，若以政治含義言，則疏明子厚一生政迹，此作針針見血，堪於逐字逐句，尋求綫索，吾因謂了解柳文，當先讀《非〈國語〉》，應不中不遠。

子厚《答元饒州論〈春秋〉書》，元饒州者，元藇也，諸家作注，均言未詳其人，甚或疑為元稹，卒賴王伯厚《紀聞》明之。此人劉夢得亦與論政、論學，可見其為當世績學之士，觀此書，子厚平生朋友之迹咸見，如從韓宣英〔曄〕、呂和叔〔溫〕、韓安平〔泰〕、凌宗一〔準〕講學，上及陸淳先生，而宣英與饒州尤厚皆是也。陸淳著有《〈春秋〉微指》二篇，《集注》二篇，《〈春秋〉辨疑》七篇，於是一時師友往復講習，尋求眞理之象，躍躍紙上。子厚曰：“見聖人褒貶予奪，唯當之為貴，所謂瑕瑜不掩也”，著重下一當字，以知爾時辨論，了無拘束，惟以叶夫中道，於禮無失為歸。《荀息》一義，子厚所彊立也，其言“夫忠之為言中也，貞之為言正也，息之所以為者有是。”又云：“如以死君為不得非，則凡自經於溝瀆者，舉為忠貞乎？”又曰：“孔父、仇牧，《春秋》之類也，〔此言《春秋》以荀息視孔父、仇牧為一類。〕以激不能死者爾，非聖人之情也。”子厚之筆，嚮以廉悍[136]見稱，而論荀息尤銳。子厚似不自信，而錄以示饒州，饒州亦言：貶息大善，諒兩君用意，固訢合無間也。

子厚與吳武陵論《非〈國語〉》，辭雖撝謙，而氣實剛勁。其曰：“在長安時，不以為文取名譽，意欲施之事實，以輔時及物為道”，此何等氣概！又曰：“夫為一書務富文采，不顧事實，而益之以誣怪，張之以闊誕，以炳然誘後生，而終之以僻，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，不明而出之，則顛者衆矣”，此何等責任感！一言蔽之，《非〈國語〉》者，乃子厚取為教後生，餉來世，不可無一，不能有二之述作也已。

子厚與呂化光論《非〈國語〉》，則自負尤深至。其曰：“近世之言理道者，……甚者好怪而妄言，推天引神，以為靈奇，恍惚若化，而終不可逐，故道不明於天下，而學者之至少也。”此一則曰推天，再則曰引神，手彈左氏，目送萬祀，積累千鈞，萃於一肩，子厚慨然以蝜蝂自任，不自知其氣之壯而辭之奮也。此“激乎中者必厲乎外”，惟化光能不思而得之。又曰：“黜其不臧，救世之謬，……思欲盡其瑕纇，以別白中正，致用〔李景儉字。〕能摭《孟子》，吾乃非左氏尤甚”，如此毅然自信語，韋詞、路隋輩何足以與於斯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