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

宋司馬光作《通鑑》，帝魏，而以吳、蜀為附，此固非君實之創見也，陳壽著《三國志》，早持是說。又中經有唐一代，柳子厚論舜、禹之事，呂化光銘武侯祠，皆巋然聳曹魏於一尊。如劉壎輩勤引短書[63]，疏求正義，於柳、呂兩家之崇論宏議，一似未經寓目，〔此指《隱居通議》而言。〕吾國史學之陋，此為一例。

朱晦菴作《綱目》[64]，黜魏帝蜀，其情勢異是。蓋晦菴所本，為習鑿齒[65]之《漢晉春秋》，而《漢晉春秋》，書共五十四卷，其目見於《唐·藝文志》及宋《太平御覽》。逮仁宗時，修《崇文總目》，書逸久矣，顧其說不期而瀰漫於人心。唐劉知幾《史通》：“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”[66]一語，經人用作兔園册子，與《三國演義》等之郢書燕說[67]，不脛而走，婦孺習聞。歐陽修之正統論，以曹魏為主，其客章望之[68]即著《明統論》，恣意非難。書一經問世，立見歐論渺小，而章論漲大。其所以然，則宋室偏安，崇獎節義，種種虛偽矯揉，多方以促之，厥弊流演至今，湔洗惟艱。

習鑿齒毁魏之言曰：“以魏有代王之德，則其道不足，有靖亂之功，則孫、劉鼎立。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，當年不制於魏，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；王道不足於曹，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。”所語皆拘儒迂闊之論，曾無一字涉及人民。又曰：“禪代之義，不同堯、舜，校實定名，必彰於後，人各有心，事胡可掩？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己，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？”〔語俱見《晉書》本傳。〕所謂義者，由人杖之而生，並不依事勢所趨而定，旨在以後代之心理，翻前朝之史實，人民於焉歸往，概置不論，一味唯心，以別禪代與堯、舜之不同，此律之子厚立意，全然異致。復次：陳承祚之贊劉備曰：“先主機權幹略，不逮魏武，是以基宇亦狹。抑揆彼之量，〔按彼謂曹操。〕必不容己，非惟競利，且以避害。”據此，備全以一己利害反魏，毫不從人民著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