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
子瀟與田叔子第一書云：

夫古文之弊，自八家始也，非八家之弊古文，乃學八家者之弊八家也。八家之名，起自元靜海朱氏[103]，其錄本不傳，傳者明毛氏本[104]，其所標伸縮、剪裁諸法，大概皆為功令文[105]之法。歸震川、唐荊川、李大泌[106]諸君子，孰非工於功令文者？諸君子以八家之法為功令文，故其功令文最古，諸君子遂以功令文之法為古文，故其古文最不古。若今代之古文家，則又揚不古之餘波而扇之者也，故曰：古文之失傳，業五百年也。夫名之為古文，則不得不別於今文，欲別於今文，則不得不讀古書，書之古者，句法、字法，與功令文鑿枘不入。於是舍其難者，就其易者，專以八家為主，且以明人所錄之八家為主，夫明人所錄之八家，未嘗非古文也，而數百年來所為八家之文，則非古文也。

八家之名舊矣，而謚之曰偽，當自湘南始。其第二書云：

古文用功，最嚴文、筆之分，叶聲韻者謂之文，頌、贊、箴、銘、序、論、奏、對、誄、謚、書、檄，以及金石諸篇皆是也，不叶聲韻者謂之筆，即史家敍事之作，因人褒貶以立意，法無可用其模擬者。其模擬必自文始，音節取其鏗鏘，辭句貴乎華麗，事出沈思，義歸翰藻[107]，雄才博學，神明於聲音成文之故，始能創新題而闢奇格。豪傑之士，從而和之，似範其貌，實取其神，用心旣久，由鈍入銳，然後浩乎沛然，成其文而有餘，成其筆而亦無不足，則模擬非古人用功之法乎？東漢之世，文盛於筆，兼茂者班、蔡[108]兩人，魏、晉以後，文弊而成駢體，徐、庾雖工，豈足當班、蔡之輿儓[109]？況乎有文無筆，筆失而文猶能得乎哉？唐興，沿六朝餘習，惟元次山、梁敬之[110]、獨孤至之、蕭穎士、李遐叔諸人，欲變筆以矯文，而心知其意，未能大暢厥旨。至韓文公約旨《六經》，古道然後盡復，而當時但稱為“韓筆”，以其力矯者在文，則其偏重者不能不在筆也。雖偏重於筆，而其造端必從事於文，故往往有六朝字句，流露行間，淺儒但震其起八代之衰，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。自是厥後，筆長文短，宋代諸公，變峭厲而為平暢，永叔情致紆徐[111]，故虛字多，子瞻才氣廉悍[112]，故間架闊。後世功令文之法，大半出於兩家，即作古文者，亦以兩家為初桄[113]。由宋逮元，有筆無文，弊與六朝反而適相等，蓋其去古益遠，不知古人文、筆之分，且不知古人用功，先文而後筆也。夫由文入筆，其勢順，由筆反文，其勢逆，自古有工於文而不工於筆者，豈有不工文而能工於筆者哉？

子瀟文、筆之辨，與阮芸臺所持無異，蓋子瀟溺苦於學而嗇於遇，十試始舉於鄉，應春官[114]又不第，特從芸臺及江鄭堂[115]問字，沾丐甚廣，故所論往往與阮如出一轍也。文中頗重韓筆，而指其力矯在文，並謂其文不足起八代之衰，而徒兢兢焉吸六朝之髓是務，此則與世論大不相同，而尤與桐城異趣。至謂由文入筆勢順，由筆反文勢逆，其論亦俊，退之由筆入文，故文無一工，子厚由文入筆，故筆無不妙，子瀟卻未道着此一大別，殆其目光總滉漾於當時功令文下，放射不遠。又子瀟攻偽八家，而不涉及望溪，或自嫌反功令文過激，結怨太廣，將未免遭受彈射。

道光八年戊子，編修張集馨典試河南，阮芸臺謂之曰：“中州學者，無如蔣子瀟，摸索不得，負此行也。”後果得一卷，文甚瑰偉，而不中式程，眾皆怪笑，集馨強置之榜末，啓封則蔣湘南，即子瀟也。子瀟雖負文學盛名，而剛介不肯隨俗，遊四方無所遇，容死鳳翔。集馨，儀徵人，咸豐間官河南布政使，同治間署陝西巡撫，尋奪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