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子厚之《六逆論》，明明為王叔文而發也，請先將論文細繹一過：

《春秋左氏》言衛州吁之事[214]，因載六逆之說曰：賤妨貴，少陵長，遠間親，新間舊，小加大，淫破義，六者亂之本也。余謂少陵長，小加大，淫破義，是三者固誠為亂矣，然其所謂賤妨貴，遠間親，新間舊，雖為理之本可也，何必曰亂？夫所謂賤妨貴者，蓋斥言擇嗣之道，子以母貴者也，若貴而愚，賤而聖且賢，以是而妨之，其為理本大矣，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？此其不可固也。夫所謂遠間親，新間舊，蓋言任用者之道也，使親而舊者愚，遠而新者聖且賢，以是而間之，其為理本亦大矣，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？必從斯言而亂天下，謂之師古訓可乎？此又不可者也。嗚呼！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，天下理亂之大本也，為書者執斯言，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，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，自中人以降，守是為大據，而以致敗亂者，固不乏焉。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[215]，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[216]，貴不足尙也，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[217]，魏相成、璜而疏吳起乃危[218]，親不足與也，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[219]，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，舊不足恃也，顧所信何如耳，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。噫！古之言理者，罕能盡其說，建一言，立一辭，則臲卼[220]而不安，謂之是可也，謂之非亦可也，混然而已。教於後世，莫知其所以去就，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，則拘儒瞽生[221]，相與羣而咻之，以為狂為怪，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？夫中人可以及化者，天下為不少矣，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，則固為書者之罪也。

二王之厠身於東宮也，伾以棋進，而叔文以書進，朝議咸以藝賤能鄙為言，叔文羞之。尋彼執政數月間，所行善政，殆未可一二數，惟罷免翰林陰陽、星卜、醫、相、覆、棋諸待詔三十二人一舉，為無甚意義，然叔文必須如此為之者，無非為遏抑流言，自高聲價之計，亦可見唐人門閥相鬨，錮習難解。子厚恨之，因假借《左氏》言衛州吁之事，痛論一番，就中置臣一款，所引秦用張祿，魏疏吳起，苻進王猛，胡族李斯諸例，無一不影射叔文，歎拘儒瞽生妄師古訓而亂天下，傷哉傷哉！王西莊為叔文翻案，以古魚鹽、版築相比，不勝弔惜，李越縵左袒二王，致慮有人疑彼曲護同鄉，千載之下，通人猶恐浮言難息，然則妄人著書貽誤後代之罪，可勝紀哉？

何義門《讀書記》，於“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，舊不足恃”二語有異議，謂李斯不可謂之新，此種故尋小垢之技倆，誠卑卑不足道。況趙高，宦寺也，城狐社鼠，盤據巧深，子厚正藉此影射憲宗之寵俱文珍輩以殺叔文，義門顧未嘗讀《唐書》及《通鑑》乎？子厚所用“擇君置臣”四字，其間包孕何種史實，義門乃一無覺察矣乎？又況李斯曾諫逐客，夫秦廷何以逐客？無非以逐客進身新，所建議者新，斯挾逐客與高對立為一方，其於阻礙高之陰謀種種威脅性甚大，斯、高之間，因形成一舊一新，勢極顯白也乎？

試再論之：從來寺宦與朝臣相比，由人君視之，大抵寺宦舊而朝臣新，以比暱有素之勢則然也。李斯自始皇時，已由逐客而進用矣，自與初釋褐通籍者未同，然在胡亥看來，趙高與己有私，僇辱異己，秘計僉同，夕窺閨房，朝以女進，其暱近自大大不同於李斯。以永貞近事例之，趙高即俱文珍，而李斯不啻王叔文，此不得以叔文祇役東宮十八年，為非新進之士相詆讕也，義門迂舊，不足與論此。

子厚之政治理想，往往執持甚堅，遇題發露，不一而足。如篇中言任用者之道，此在《封建論》中已發其大凡，即所謂“世大夫世食祿邑，以盡其封略，聖賢生於其時，亦無以立於天下”是也。此外《非國語·命官》篇，對晉文公樹一義曰：

官之命，宜以材耶？抑以姓乎？文公將行霸，而不知變是弊俗，以登天下之士，而舉族以命乎遠近，則陋矣。若將軍、大夫必出舊族，或無可焉，猶用之耶？必不出乎異族，或有可焉，猶棄之耶？則晉國之政可見矣。

此以視《六逆論》中“遠間親、新間舊”之駁義，如驂之靳，相輔而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