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劉定之，字主靜，永新人，明正統初會試第一，授編修，憲宗朝官至禮部左侍郎。為人號稱謙恭質直，擅文學，有敏博之譽，其所作《雜志》十條，最後一條曰《李杜韓柳》。辭如下：

以詩言，杜比跡於李，以文言，柳差肩於韓。而以人言，則杜、韓陽淑，而李、柳陰慝，如冰炭異冷熱，薰蕕殊芳臭矣。子美當安史作難時，徒步從肅宗，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，太白於其時從永王璘，欲乘危割據江表，叛棄宗社，作《猛虎行》云：“旍旌繽紛兩河道，戰鼓驚山欲傾倒，一輸一失關下兵，朝降夕叛幽薊城，頗似楚漢時，翻覆無定止，張良未遇韓信貧，劉項存亡在兩臣。”其辭意視祿山、思明反噬其主，比於劉、項敵國相爭，尙安知君臣之大倫歟？元稹謂：“太白不能窺子美藩籬，況其堂奧？”得之矣。退之懷忠事主，闢邪宗聖，固有本原，其稱子厚謂：“斥不久其文必不能傳於後如今無疑”，蓋惟稱其文而已。其阿附伾、文，胡致堂[61]謂忌憲宗在儲位，有更易祕謀，未及為而敗，後又託河間淫婦無卒者，以詆憲宗，得免於大戮為幸，由是言之，文雖美，而若斯過惡，固非可湔滌者也。朱文公《楚辭》[62]，載子厚謫居時《懲咎賦》，取其有自悔之言，噫！旣悔已，又詆主，則亦非眞悔也，奚足錄哉？

凡論必有據依，而宋、明兩朝之士，假藉道學，拘牽名義，每架空說以進退人士，而刻責賢者尤苛。如本文所加於子厚兩事，止於摭拾一時浮說，故甚一己周內，毫無根據，信口亂道，將質直之謂何？即敏博亦何足貴乎？所謂忌憲宗在儲位，有更易祕謀，致堂矢口妄陳，全屬空中樓閣，羌無故實，定之遽依倚以為說，蔽罪子厚，委非誠篤君子之所忍為，抑亦元和逆黨之不敢出口，及《實錄》曲筆之不肯妄造。至河間淫婦，逞臆矯誣，尤似無忌憚小人之謬騰口輔，匪夷所思。姑無論《河間傳》文列《外篇》，識者多不信為子厚所親執筆，即屬作者無誤，亦何所見被詆者非他人，適為憲宗？

或謂此文胎息史公之論原涉[63]，倘子厚所詆為憲宗也，史公所詆又何帝乎？如此蹈空造謗，將安見天下仍有不易色之黑白，及不易位之東西者？史稱定之起家翰苑，洊[64]登三事，雖相業未優，而建白咸有可稱，大抵是一坐而言、不見能起而行之一流人。嘗有中旨命製元宵詩，內使卻立以俟，定之據案伸紙，立成七言絶句百首，此其文才敏捷，至足驚人。就中意到筆隨，不假思索，思致未純，因而承訛襲謬之事，勢所難免。吾人在善善從長上看問題，其所為齮齕子厚之由來，至少亦憑直覺論事，殊乏三思愼密之長厚風態。至由誤解子厚推之，其論李太白之不恰當，至與村學究無異，無取置辨。